二 辨名析理
以上是就实质的内容而言。从形式的层面看，哲学同时表现为运用概念的活动——以概念的方式来展开智慧之思。在这一方面，中国哲学同样呈现出哲学的品格。如所周知，中国哲学很早就关注名言问题。名和言既涉及语言，也关乎概念，在此意义上，概念比较早地已进入中国哲学的视野之中。孔子提出正名的学说，后者既有政治学或政治实践的意义，又有认识论、逻辑学等层面的哲学涵义。事实上，哲学论域中的性道之学与名言（概念）的运用一开始便无法分离。
中国哲学家对名言的运用，可以从名言的生成或名言的构造与名言的分析这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从名言的构造或概念的构造这一层面来说，真正有创造性的中国哲学家，总是通过提出新的名言（概念）来形成自己的哲学系统，并通过概念之间关联的阐述来展开自己的体系。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哲学中不同哲学系统的形成和其概念的生成或概念的构造具有一致性。前面提到，孔子提出了“仁”的概念，“仁”在孔子哲学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除了“仁”这一概念之外，他还提出了“为仁之方”，后者涉及如何贯彻“仁”这种理想或原则。所谓“忠恕”就是“为仁之方”，“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为仁之方”，“忠”与“恕”构成了仁道思想的重要方面。同时，孔子又具体地讨论“仁”和“礼”、“义”以及“知”之间的关联，如此等等。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的整个哲学系统，即通过上述概念的提出以及对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考察而具体展开。
老子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对“可道”之道与“常道”、“可名”之名和“常名”作了分别，其中也体现了对名言的独特关注。具体而言，这里包含着形上意义中的“名”（常名）和日常意义上的“名”（可名之“名”）的区分，它表明，不能用日常的概念、语言去把握形而上的原理。从具体内涵看，老子哲学的形成，也与它所提出的核心概念相联系，其核心概念主要便是“道”、“自然”。“道”可以理解为形而上的原理，“自然”则体现了价值的原则。以“道”为内涵的形上原理和“自然”所体现的价值原则，构成了老子哲学的主干，而其哲学的形成，则与“道”、“自然”等核心概念的提出，以及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讨论密切相关。
同样，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哲学家，其哲学也与他们所提出核心概念相关，如墨家作为儒家之外的显学，其哲学思想便体现于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等概念之中。所谓“墨子贵兼”，也有见于此；孟子提出“性善”、“仁政”等概念，由此展开其儒学思想；庄子通过“齐物”、“逍遥”等概念，建构了其思想世界，如此等等。在以上方面，都可以看到名言的生成在相关哲学系统形成中的意义。
在重视概念生成或概念构造的同时，中国哲学家也注意到概念的分析。尽管后者（概念的分析）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家完全隔绝于概念的分析。事实上，从先秦开始，中国哲学的发展便与名言的分析无法分离。名言的分析首先体现于概念的界定，中国哲学家在提出概念时，常常对相关概念的内涵作多方面的解说。以孔子而言，在提出“仁”这一核心概念的同时，他也从不同的角度对“仁”作出界定，如以“爱人”解说“仁”，肯定仁的核心内容就是爱人，以此彰显人的内在价值原则。此外，他还对“礼”的内涵加以界定，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便从一个方面体现了这一点。“礼”也是孔子的重要概念，对于“礼”，是否可以仅仅从“玉”“帛”这些器物层面去理解？孔子的回答是否定的。“人而不仁，如礼何？”如果不以“仁”为内在规定，则“礼”便只是形式的东西，缺乏实质的内涵。这里便涉及“仁”与“礼”这些不同概念的辨析。
与之类似，老子一方面认为日常的语言很难把握形而上的原理，另一方面又从不同角度对其核心概念进行各种解说。以“道”这一概念而言，老子便对其作了种种界定，如“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便属于这一类的界说：通过肯定“道”超越于视、听等感知活动，老子从一个方面突出了“道”与感性规定的分别。这些解说在宽泛意义上也可视为概念的分析。广而言之，哲学家展开其思想系统的过程，与他们对自身所用名言的具体分析、阐发紧密相联。可以说，名言的分析、阐发过程，同时也是他们哲学系统形成、发展的过程。无论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学说，抑或老子的道论，都体现了这一点。
中国哲学家对于名言（概念）的辨析，同时展开于不同学派、人物之间的相互争论之上。中国哲学家很注重彼此之间的讨论、论争，战国时期所谓“百家争鸣”，即以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争论为内容。孟子曾有“好辩”之名，所谓“好辩”，也与概念的辨析相关，其中包含对所批评对象相关概念的分析、评判。“辩”以“知言”为前提，孟子即肯定自己的所长为“知言”，在他那里，所谓“知言”，主要便表现为对那些各自内含偏向的名言作批评性的考察。事实上，哲学家之间的相互“争鸣”，总是同时渗入名言（概念）的辨析。
进而言之，在中国哲学的衍化中，很多新思想的阐发，往往通过注疏或注解的方式展开，如王弼的《〈周易〉注》、《老子〈道德经〉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等等，便是借注解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种注疏、注解的方式，也内在地包含名言（概念）的分辨和解析。佛教传入后，中国的一些佛教流派（如唯识宗），进而关注名相分析，后者更具体地以概念（名相）分析为其内容。可以看到，运用名言（包括名言的分析）来展开“性道之学”，构成了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其中名言（概念）的运用既包括概念的生成和构造，也兼及概念的分析、明辨。在这一层面，中国的“性道之学”同样体现了哲学以概念的形式把握世界这一普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