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纳塔尔国大党

我们把临时组建的委员会改为常务委员会。当时我还从未参加过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的会议。不过我读过关于该党的相关报道，也见过人称“伟大的印度长者”的达达拜，对他无比仰慕。所以我也算得上是名国大党信徒，（P.74）希望能让国大党声名远扬。况且初出茅庐的我完全无意自创名号，也生怕自己行差踏错，因此我建议印度侨民将组织命名为“纳塔尔国大党”（Natal National Congress），还笨嘴拙舌地向大家传递自己对国大党一知半解的认识。总而言之，1894年5月，纳塔尔国大党成立了。与印度国大党不同的是，纳塔尔国大党全年都开展工作，不管是谁，只要每年交付不低于3英镑的党费，就是党员。交来的党费超过3英镑我们也收下，千恩万谢。事实上我们努力让全体党员尽量多交党费。有十几名党员交了一年24镑的党费，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员交了12镑的党费。注册党员一个月约达300名，有印度教徒、穆斯林、帕西人和基督徒，囊括当地来自印度各地的侨民。在第一年，我们始终充满活力地开展工作。有钱的商人自己出路费，跑到偏远的村庄发展新党员，收缴党费。也不是随口问问人家就缴费的，有的人需要动员说服。而说服人也是一种政治培训，（P.75）它能让人了解当前局势的各个方面。此外，我们至少每个月开一次党员会议，详细汇报情况，做出调整。会上还对当前重大事件做出解读，并以会议记录形式记载存档。党员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考虑新的议题。这么做的好处是，原本从未在这样的场合发过言的人慢慢变得驾轻就熟，学会用适当的方式发言。这一切都是全新的体验。整个侨民社团全都兴致勃勃。在此期间也传来了瑞本勋爵否决《剥夺选举权法案》的好消息，侨民更是热气高涨，信心倍增。

在发展对外运动的同时，我们也开始着手处理侨团内部问题。南非各地的欧洲人对印度侨民的生活方式一直诸多意见。他们总是说印度人很脏，很小气。说印度人吃在店铺，睡在店铺，房子破破烂烂，却一毛不拔，哪怕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也不舍得花一文钱。欧洲人讲究卫生，花钱大方，要求很多，做生意当然争不过这些脏兮兮的小气鬼。对此种说辞，侨民们在党员会议上发表演讲，展开讨论，建议侨民改善家庭和个人卫生问题，（P.76）把住所和商店分开，而富商的生活方式也应该符合自己的身份。会上发言用的都是古吉拉特语。

读者可以看到，国大党让印度侨民接受了一定的实用性和政治性教育。原契约工人的子女都是在纳塔尔出生，只会说英语。为了这些年轻人着想，国大党赞助成立了纳塔尔印度教育协会。协会成员只需支付象征性会费。协会的主要宗旨是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场所，培养他们热爱祖国，让他们了解祖国概况。我们也希望让他们觉得，享有人身自由的印度侨民视他们为骨肉同胞，教他们学会尊重彼此。国大党的经费充足，扣除活动支出后还有盈余。我们就拿盈余的钱买地，到今天还能从中获得收益。

我是特地详述这些细节的，因为不这样读者就无法了解非暴力抵抗运动是如何水到渠成自然产生的，也不清楚印度侨民经历了怎样一个的过程方能顺理成章地为非暴力抵抗运动做好铺垫。我不得不省略掉国大党之后非凡的历程，（P.77）略去国大党曾面临过的种种困难，受到政府官员的诸多打压，以及我们又是如何毫发无损地避开的。不过有一个情况必须记录于此。为了去除侨团浮夸的恶习，我们采取了很多步骤，始终致力于让大家关注自身的缺陷。如果欧洲人的非议有说的在理的地方，就及时承认。尽量利用一切机会，和欧洲人展开平等互敬的合作。尽可能向报社提供印度人运动的相关信息，但如果报社对印度人做出不公正的抨击，就对有关报社予以回应。

德兰士瓦也有一个类似于纳塔尔印度国大党的组织，但和国大党并无关系。两个组织的章程也不一样，这一点我在后面会谈到。开普敦也成立了一个相仿的组织，其章程也与纳塔尔国大党和德兰士瓦协会各有差异。但是这三个组织的活动基本一致。

1895年年中，纳塔尔国大党走过了它的第一个年头。我的律师工作获得客户的赞赏，于是我继续延长在纳塔尔逗留的时间。1896年，（P.78）我向侨团请假回印度半年。可是半年未满，就收到纳塔尔发来的电报，要我马上回去，我照办了。接下来1896至1897年间发生的事情，需要另辟新章讲述。（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