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早期斗争回顾（中篇）
1.会见印度领袖
就这样，纳塔尔国大党站稳了脚跟。我在纳塔尔待了两年半，主要开展政治工作。那时我发现，如果我还要继续留在南非，就得把家人从印度接来。我也想借此机会回国小住一段时间，让印度国内的领导人了解纳塔尔及南非其他各地印度侨民的情况。国大党同意我离职半年，并任命当时仍在世的纳塔尔著名商人亚当吉·米亚罕先生（Mr.Adamji Miyakhan）代替我担任书记。米亚罕先生业务能力很强，英语造诣本就颇深，时时使用，更为精进。此外他还在日常生活中自学古吉拉特语。因为他主要和祖鲁人做生意，故而祖鲁语水平也很高，对祖鲁人的风俗习惯也了如指掌。他为人稳重，和蔼可亲，谨言慎语。之所以说这么多细节是想说明，对身居要位之人，（P.80）个人品质——如诚实耐心、待人宽容、坚定不移、镇定自若、勇敢无畏，以及符合常理——是远比英语造诣或学识修养更为重要的条件。没有这些优秀品质，即便学识修养再出色也是做不好公益工作的。
1896年年中，我返回印度。因为当时从纳塔尔去加尔各答的汽轮船比去孟买的多，所以我搭乘的是前往加尔各答的汽轮船。契约工人都是从那里或从马德拉斯港（Madras）来到南非的。从加尔各答前往孟买的途中，我误了火车，不得不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逗留一天。我的工作就从那儿开始。我拜见了《先锋报》
编辑切斯尼先生（Mr.Chesney）。他很客气地和我交谈，但也坦白告诉我他支持的是英国殖民者。不过他向我保证，如果我有什么作品，他都会拜读，并会在《先锋报》上予以介绍。对我来说，能这样就不错了。
在印度期间，我写了一本介绍南非印度侨民状况的小册子，引起了几乎各家报社的关注。小册子连印了两版，共五千多册，销往印度各地。此次回国，我有幸拜会多位印度领袖，在孟买我见了费罗泽萨·梅赫塔勋爵、巴德鲁丁·偍阿庇吉大法官、马哈德夫·古德温·伦纳德大法官及其他人；（P.81）在浦那，我见了伟大领袖提拉克和他圈子里的其他人，还见了班达卡教授、戈帕·克里希纳·戈克利及他身边的人。我分别在孟买、浦那和马德拉斯发表演讲，个中细节就不在此一一详述了。
不过，在此我还是禁不住要描述一下在浦那的一段神圣回忆，尽管它和本书的主题关联不大。当时浦那人民协会由提拉克管理，而戈克利先生则和德干大会关系密切。我先去见了伟大领袖提拉克。我告诉他我想在浦那召开一次会议，他就问我有否见过戈帕劳（Gopalrao）。我不知他说的是谁。于是他又问了一次，问我曾否见过戈克利先生，问我是否认识他。
“我还未曾见过他。不过我一直久仰他的大名，也打算去拜见他，”我答道。
“看来你不太了解国内的政治啊，”伟大领袖说道。
“我从英国学成归国，只在国内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那时我也不关心政治问题，因为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我说。
伟大领袖就说：“这样的话，我必须给你提供一些信息。在浦那有两个派系，一派是浦那人民协会，另一派是德干大会。”
我说：“这个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儿。”（P.82）
伟大领袖接着说：“在这儿开个会倒不难。但我觉得你是想向各派说明你们那边的情况，争取全部人的支持。你能这么想，我很欣赏。可是如果你选一位浦那人民协会的成员来主持这次会议，那么德干大会的人就不会来。同样，如果主持会议的是德干大会的人，那么人民协会的人一个都不会出现。所以你必须找一位无党派人士来主持会议。在这件事上，我也就能帮着出出主意，也帮不上其他的忙。你听说过班达卡教授吗？就算没有，你也该见见他。大家都认为他是位中立人士。在政治上他不会选边站队，但或许你能劝说他来主持会议。你应该先和戈克利先生谈谈，问问他的意见。不过多半他也会给你同样的建议。如果班达卡教授那么有地位的人能屈尊主持，两个党派肯定会确保会议圆满召开。不管怎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鼎力支持这件事情的。”
之后，我去拜见了戈克利。在别的地方我写过自己是如何对他一见倾心，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旧刊的《青年印度》（Young Indian）或《新生活》（Navajivan）。戈克利很赞成伟大领袖提拉克给我出的主意。（P.83）于是我去拜访德高望重的班达卡教授。在认真地听我讲完纳塔尔印度侨民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教授说道：“要知道，我很少参与公众活动。再说我也上年纪了。不过你告诉我的这一切，真的让我深感不安。我很欣赏你争取各方合作的想法。你还很年轻，不了解印度的政治状况。你可以告诉两个党派我同意你的请求。只要有一方正式表明参会，我就一定会出席并主持会议。”浦那会议圆满举行。两派的领导全都出席到场，并发言表示支持我的事业。
随后我去了马德拉斯。在那儿我见到了苏布拉哈曼亚·阿亚尔爵士（Sir Subrahmanya Aiyar，时任大法官，尚未封爵）、潘·阿南达查鲁先生、《印度教徒报》主编G.苏布拉姆曼彦先生（Shri G.Subrahmanyam）、《马德拉斯旗帜报》主编帕拉姆西瓦蓝·皮莱先生、巴史彦·伊彦杰尔先生（Shri Bhashyam Iy-enger）及著名律师诺通先生（Mr.Norton）等人。我们也在当地召开了一次盛大会议。离开马德拉斯后，我去了加尔各答，在那儿见到了苏兰德拉纳特·班纳吉、王公吉优廷德拉·莫罕·泰戈尔、当时仍在世的《英国人报》（Englishman）主编桑德斯爵士（Sir Saunders）以及其他人士。正当我在筹备一个会议，就收到纳塔尔发来的电报，催促我即刻返回。当时是1896年的11月。我推断肯定又是欧洲人在恶意筹划着什么针对印度侨民的举动。因此我撇下加尔各答尚未完成的工作，（P.84）赶到孟买，和我的家人一道赶乘最早的一班汽轮船。我们乘坐的是达达·阿卜杜拉公司刚买下的“科兰”号（s.s.Courland）。买这艘船是这家勇于进取的公司又一新创举：在阿卜杜拉先生的老家波尔班达和纳塔尔之间通航。紧接着，另一艘波斯航运公司的“纳德利”号（s.s.Naderi）也从孟买驶往纳塔尔。两艘船总共搭载了800多名乘客。
南非印度侨民的遭遇在国内激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国内各大报社都就此发表专栏文章，路透社用电报向英国发了通讯报道。这些情况我都是在到达纳塔尔后才获悉的。路透社驻英国代表向南非方面发了一份简短的电讯文章，夸大其词地对我在印度所发表的演讲进行概括总结。这种情况实属稀松平常。有时这类夸大其词并非有谁刻意而为。常有忙碌之人带着自己先入为主的偏见，蜻蜓点水的草草阅读，然后写份摘要。结果，有时摘要的部分内容纯属作者自己的想象。然后，读者又会各自对这样的一份摘要做出自己的诠释。虽然无人刻意为之，但真相就被扭曲了。从事公益活动就有这个风险，也有这个局限性。在印度期间，我的确批判了纳塔尔的欧洲人。（P.85）我强烈地反对欧洲人强加在契约劳工身上的3英镑人头税。我也生动地讲述了一个名叫苏布拉姆曼彦（Subramhmanyam）的劳工的悲惨遭遇。他被雇主毒打，我亲眼见到他的伤口，所以替他打官司。纳塔尔的欧洲人读完对我演讲的摘要性失实报道，对我怒不可遏。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在纳塔尔所写的东西远比我在印度的言论更为严厉，更为详尽。我在印度发表的演讲毫无夸大之处。在国内讲述南非情况的时候，我反而是刻意低调处理，因为经验告诉我，如果我们向陌生人讲述一件事情，他会对我们的本意加以引申。可是我在纳塔尔写的东西，欧洲人很少有谁会去看，更不会有人关注。但我跑到印度发表演讲，写文章，情况就不一样了。成千上万的欧洲人会阅读路透社的摘要。除此之外，要是某个话题连路透社都觉得有必要拍电报发通讯报道，人们就会放大这个话题的重要性。纳塔尔的欧洲人放大了我在印度所作所为的重大性，就误以为政府可能要终止契约劳工制，（P.86）而成百上千的欧洲种植园主马上就要遭殃了。此外，他们也觉得我在印度抹黑了他们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