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

龚育之

由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义、由来、起草、讨论和通过的情况，我在20年前已经谈过一次。那是1981年7月，历史决议刚刚通过，我们到山东青岛休息，住在八大关的一座小楼里。应青岛市委之邀，我在青岛市的领导干部会上作了一个关于学习历史决议的报告。记录稿经我改定，市委给印发了，其后不久辽宁的《社会科学动态》杂志转载了。1999年，我将其收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一书。今天，我主要依据当年的这份材料，依据当年邓力群同志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关于历史决议的《介绍和答问》，加上近年出版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提供的丰富材料，以及自己现在的一些回忆，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1981年前，党中央为什么要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当时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需要。拨乱是指什么呢？主要的就是指拨“文化大革命”之乱。“文化大革命”持续十年之久，而且它的发生还有更远的由来，所以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澄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这绝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单单批判“四人帮”是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因为每当这种批判要深入的时候，我们就会碰到一些问题：这些事是不是“纯系”“四人帮”干的？是不是毛泽东同志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同意过的？或者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和发动的嘛！深入批判“四人帮”就要触及这些问题。当时有一种方针，就是“两个凡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方针，所有触及的这些问题都不能动，都不能批评，都不能改正，那么，从根本上拨“文化大革命”之乱就不可能进行，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前进。

因此，敢不敢于正视共和国的缔造者、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中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同志晚年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敢不敢于追溯“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敢不敢正视和批评这些错误，这是对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领导能力的一大考验。

这需要大智大仁大勇，历史决议的作出，表明我们党具有这种大智大仁大勇。

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党还面临着另外一个方面的考验，这就是善不善于科学地、历史地、实事求是地来分析这些错误？能不能够恰如其分地估量这些错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整个革命活动中的位置？敢不敢于在揭露错误以后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敢不敢于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敢不敢于理直气壮地肯定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大意义？

这些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需要党表现出大智大仁大勇。

单有一个方面的勇气，那叫片面之勇、表面之勇，不叫大智大仁大勇，两个方面的政治智慧、政治良心和政治勇气的结合，才叫大智大仁大勇。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同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就使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一届四中全会（叶帅国庆30周年讲话）、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党中央一步比一步深入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很多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错误，对建国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样一些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作出了公开的、郑重的、系统的和明确的结论。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实际上是四次中央全会的政治和理论成果，才产生了历史决议，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当时发表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曾说，这次全会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现在过了多年，这个“将”字可以去掉了，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核心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历史决议的核心问题呢？

从上面说的两方面的考验来看，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严格区分开来，这是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在决议起草之前和起草、修改的过程中，党中央和小平同志就这一问题作过多次说明和阐述。我在青岛讲话中列举了15次。那时，《邓小平文选》还没有出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还没有出来。现在，不但《邓小平文选》出来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出来了，《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也出来了。文献资料基本已经公布了。

那时列举了15次，现在看还应该补充好多次，这里简单地提一下。

第1次，1977年4月10日，小平同志还未恢复工作，就写信给当时的党中央，实际上批评了不久前公开宣告的“两个凡是”的方针，明确提出要世世代代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这是当时党内发了文件的。

1977年5月24日，小平同志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次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了。不过当时没有发文件。要增补，这恐怕要算一条。

我当时说的第2次，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小平同志的工作。全会闭幕的时候，他在讲话中有针对性地论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这也是党内发了文件的。

第3次，1977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大上的闭幕词中，强调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培育的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这当时就公开发表了。

1977年9月19日，小平同志同教育部负责人谈教育问题上的“两个估计”要批判，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这一篇也是后来在《邓小平文选》中才发表的。1978年5月30日，同乔木同志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上的讲话，这更是《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新提供的材料。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光明日报》5月11日）后不久的事情。

我那时讲的第4次，就是小平同志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时就公开发表了。小平同志针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砍旗”的说法，指出这不是什么“砍旗”，而是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即实事求是。

1978年7月21日同中宣部负责人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7月22日同胡耀邦同志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8月19日同文化部负责人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9月13日到20日访问朝鲜归来在东北几个地方和天津讲思想路线和高举旗帜问题，10月14日同总政治部负责人谈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都是《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新提供的材料。我那时都没有算进去。

我说的第5次，1978年11月27日，这是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这是一件大事，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经过了毛泽东同志的，“两个凡是”的提出，也是为了压制对这个问题的异议，现在平反了，一方面大家兴高采烈，另一方面国内外议论很多。小平同志在同美国报纸专栏作家诺瓦克的谈话中，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中国人民的功勋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苦斗更长的时间。

第6次，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里面对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一段，讲到如果认为毛泽东同志不犯错误那就违反毛泽东同志本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讲，我们一定要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功劳，要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

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深刻地总结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思想路线，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被评为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的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这篇讲话，还有收入《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另外几次讲话，那时把它们归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那一次了。

还有1979年1月24日同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关于国外说我们“非毛化”的谈话。这也是在报上公开发表了的。

我说的第7次，1979年3月3日，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的总结讲话中，明确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说的第8次，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叶剑英同志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小平同志在讨论叶帅讲话稿时，有一大篇很恳切的话，讲历史上毛泽东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现在《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提供了详细的摘要。

这些都是在历史决议开始起草之前，但都属于指导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重要思想。

历史决议开始起草之后，到最后通过之前，我那时讲到7次。

我说的第9次，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找主持历史决议起草的同志，专门谈决议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三条方针。其中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就是树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仅今天，而且以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第10次，1980年6月27日，小平同志看了决议初稿后又讲的意见。

第11次，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小平同志讲对毛泽东思想要作系统的阐述，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要作全面的评价。

第12次，1980年8月21日，小平同志跟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他讲，尽管毛泽东同志过去有段时间犯了错误，但他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这是当时就公开发表了的。

第13次，1980年10月25日，小平同志再次同决议起草组谈话。

第14次，1980年12月25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15次，1981年5月19日，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重申了他在起草决议之初就提出的三条指导方针，以及坚持这三条方针的重要性。

《邓小平文选》中那篇《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是一篇集纳稿，另外单独成篇而涉及历史决议起草方针的还有好几篇。再加上《邓小平思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同外国领导人和新闻界人士谈历史决议起草的材料，比上面说的7次要多。好在文选、年谱大家都有了，下面关于决议起草过程还要提到这些情况，这里可以从简。

总之，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在对待历史决议的起草方针上，党中央始终有一个坚定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历史的是非一定要分清，错误不能说成是正确，正确不能说成是错误；在分清历史是非的基础上，一定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他一生中间对革命和建设的贡献，科学地论述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科学地说明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起草的开始

最早提出作历史问题决议，应该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会公报认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

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庆30周年大会讲话。1979年年初，中央政治局就确定由叶剑英同志作这个讲话。乔木同志主持的起草小组，15个人吧，在玉泉山住了几个月。这个讲话中明确说：“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这篇讲话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问题作出了一个“初步的基本估计”。起草讲话，开头意见不完全一致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涉及不涉及“文化大革命”。有一种意见认为，写一篇宣传鼓动的讲话就行了，可以不涉及“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问题。后来还是回顾了30年的历史，不回顾不行，但没有直接对“文化大革命”作明确否定的判断。第二个问题，是列哪些重要历史人物以示怀念。已经拉了一个很大的名单，但不能没有刘少奇同志。可刘少奇当时尚未平反，在十一届四中全会时也来不及作出平反决定。后来只列三个共产党人的名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第三个问题，是讲不讲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讲话从头到尾没有对毛泽东同志的明确批评，当然，无主词的判断、暗含的批评，是有的。这样讲，有当时的策略考虑，有当时的历史局限，这些问题就留给了后来的历史决议。

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十一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开始的。我记得在10月底中央就组织了由乔木同志负责的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参加的有二十来个人吧，国庆讲话起草小组的同志基本上都参加了。具体名单，现在记不准，记不全。陆续有人加入，也有人离开。比如说，郑必坚同志，中途到耀邦同志那里工作去了，但决议的起草他还是参与很多的；又比如说，廖盖隆同志，前面参加了，后来主持新成立的党史研究室的日常工作，就没有怎么参加了。

乔木之外，在领导一层的，还有邓力群同志，后来还有吴冷西同志。

下面一层的，常住那里具体做工作的，有个名单可供参考，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的编写组成员名单。其中一人没有参加决议起草组，其他八人——袁木、郑惠、邵华泽、卢之超、我，还有石仲泉、席宣、杨增和——都属于这一层。属于这一层的还有一些人。至于参加过或多或少讨论的理论工作者，那还有一些人。

集中写作的地方，在万寿路新六所的一号楼。中间一段时间搬到玉泉山，以后又搬回新六所。

一共搞了无数次稿。这不是夸大其词，是没有法子计算次数。当然，主要的正式的有几次，是可以说得清楚的。

中央领导的指示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小平同志的指示，最早公布的也是小平同志的指示。编《邓小平文选》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那里提供了一个集纳稿，文献研究室又补充了一些，成为现在的九篇。收进了《邓小平文选》，又收进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大家都学习过了。但在纪念历史决议20周年的时候，不妨重温一下，这对我们温故而知故，温故而知新，是会有好处的。

陈云同志的指示，在《陈云文选》中也有了，是1981年3月同邓力群同志四次谈话的要点。

乔木同志的，在《胡乔木文集》第二卷里收了四篇关于历史决议的讲话和谈话。后来出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又增收了14篇，共计18篇。这还是选收。如果收全，还可以增加许多篇。因为乔木同志是起草小组负责人，他谈的次数最多，内容最广，思路最宽。研究党史的人，在研究历史决议的时候，不妨研究一下乔木同志这些谈话。我觉得，人们对乔木这些谈话的内容不一定熟悉，有些研究者甚至很不熟悉，也没有注意。而他这些谈话，对于我们理解决议的论断所依据的一些深层的政治和理论思考，以及虽然没有写进决议却在起草过程接触到的对许多历史和理论问题的探讨，会有很大的好处。

耀邦同志关于历史决议的起草，在领导层和到起草组，都谈过多次（我记得他到新六所就来过不止一次），虽然没有小平同志多，更没有乔木同志多。《邓小平文选》中《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那篇集纳的题注中说，历史决议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同志负责”。但是，胡耀邦还没有出文选、文集，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只有一篇他在建党60周年时的讲话。这篇讲话列了一个包括62位党内外人士的纪念名单，这是国庆30周年讲话时想做而没有做成的。

初稿的提出

起草工作从看档案材料着手。从中央档案馆调了很多档案，大都是过去没有看过的。分头看材料，然后才讨论和起草提纲。

现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收入了1979年12月13日的《起草〈历史决议〉的初步设想》。这是他在起草组成立后涉及决议内容的第一次谈话。

1980年3月，起草小组经过材料准备、酝酿讨论，提出了一个历史决议的提纲（草稿），大概有几千字。这个提纲送给乔木同志，送给小平和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看了。

3月15日，乔木同志有一次谈话，谈到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他认为，现在说“文化大革命”错了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乔木同志初步地思考了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比如说，乔木追溯我们党对阶级斗争形势观察的演变，指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里便有自相矛盾的估计，原因是1957年2月讲话时是一种估计，5—6月修改讲话时，反右派起来，又是一种估计。《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在这篇文章的题注里写了这个意思，就是按乔木的意见写的。现在的《毛泽东文集》中也有这个题注。

又比如说，乔木追溯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的偏向，解放以来，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60年代文艺上哲学上的批判，“应该说是不正常的”。如果当作学术文化上的争论，那不成问题，就是当作普通的党内思想争论也可以，“问题是这种批判带有特殊的政治色彩，简直使人民不知道党的工作中心究竟在哪里”。

这些没有写进历史决议，因为太细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按这个思路写了。

还有，乔木还追溯到反右后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国际反霸权斗争（这是正确的）扩大化（这表现在九评中）对国内的影响，等等。小平同志最早找主持决议起草的同志谈话是在1980年3月19日。这次谈话明确提出了前面提到的关于决议起草的三条指导方针。第一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当时五中全会开过不久，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已经公开平反，林彪、江青两案审判也在准备中，“文化大革命”显然要被根本否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一些人思想上发生某些动摇。在这个时候，特别强调这一条，是很有针对性的。指导方针的第二点，是要对解放以来历史上的大事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中央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都要作出公正的评价。指导方针的第三点，就是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基本的总结。总结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小平同志还对历史上几个重大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指出，提纲铺得太宽，不够集中，叙述性的写法应当避免，对重要问题需要多加论断性的语言。

4月1日，小平同志又一次对决议起草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提出了决议的整体框架：先有个前言……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

1980年6月起草出了初稿，送中央书记处讨论。说是初稿，其实包括很多遍修改，很多次稿子。为简单计，算成第一次稿，初稿。

提纲之后、初稿之前，乔木同志有几次谈话，《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收了《历史决议要有一种理论的力量》（1980年5月16日）、《对1957年后几段历史的议论》（1980年5月24日）、《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1980年6月9日）三篇。重读这几篇讲话，印象是探讨了很多问题，有些重要思想没有得出定论，但却引人深思。

比如说，当时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线索已经清理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指导方针的由来。但是乔木进一步思考，“以阶级斗争为纲”能否概括“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叫做什么，乔木也没有说清楚，他说，有个现成的办法，仔细研究一下中央1976年4号文件（即“批邓”十二条）、1974年理论指示、1966年五七指示，这三个文件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多少带有纲领性的东西，相当带乌托邦色彩。（后来他还进一步追溯到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在北戴河会议讲进城后实行工资制没有理由，认为那时就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这个意思，没有写成成熟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写了一点，也写得不多。是一个有待讨论的理论问题。

四千人大讨论

1980年6月27日，小平同志谈了对初稿的意见，认为稿子没有很好地体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要求，要重新写。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要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和书记处讨论的意见，起草小组又重新起草，反复改写。乔木同志更多地参与到起草过程中来，拿出去讨论的稿子他都要认真修改，不少段落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重新写过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部分。1980年10月完成提交全党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的稿子。这期间收入《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的乔木谈话，有十篇。《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是1980年7月3日乔木同志在中央书记处讨论时的系统发言。《〈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是1980年9月21日乔木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系统讲话。其他都是同起草小组讨论稿子的发言。

7月3日的发言，乔木介绍了小平同志几次谈话的要求，说现在的稿子（6月初稿）没有能够实现，需要作比较大的修改或改写。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树起来，给它一个完整准确的解释。为此，一方面要对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的错误作出判定，另一方面要对毛主席晚年逐步形成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发展过程作出说明，这样才能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加以批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给予正确解决非常必要。

就是说，不是笼统地讲毛泽东思想，而是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讲毛泽东思想，这是澄清思想混乱的很重要的方法。

乔木同志还提出，这次决议讲毛泽东思想，要区别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段宣传，不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时代。还是恢复七大的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乔木同志还作出了一个新概括：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条：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都见于《毛泽东思想是团结全党奋斗的旗帜》（1980年7月24日）等谈话中。

9月21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是把到那时为止的草稿，在稍大的范围通报一下，因为大家都很关心。乔木集中讲历史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性质，不是革命，而是内乱。这是历史决议中的一个分量很重的、很费苦心作出来的新论断。它叫“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说是政治大革命，可是，它不但在文化上、在政治上不是什么“革命”，在任何意义上也不能叫“革命”。那么，能不能说是反革命？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但整个“文化大革命”不好说是反革命。否则，置毛泽东、周恩来于何地？也不能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斗呢？只好叫内乱，是一个特殊的局面。还有“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作用，在说毛泽东跟林彪、“四人帮”不同的时候，还要说毛泽东在这期间的功劳（维系了党的存在、国务院的存在、军队的存在）。还有“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多方面的原因。

最大的争论问题，还是毛泽东思想。乔木同志说明为什么一定要讲毛泽东思想，而且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主席的错误。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至少从1927年到1957年这30年胜利的历史，跟毛泽东思想是分不开的。

乔木同志说明的这个稿子，基本上就是四千人讨论的稿子。但是还作了不少修改，才发给四千人讨论。发下去的稿子有五万多字，洋洋洒洒。记得分为五大段：建国31年取得胜利的总结；建国后31年历史是非的论定；“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教训；毛泽东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怎样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怎样建设我们的党。

四千人讨论不是集中在北京，而是由中央把讨论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分头组织讨论，出了大批大批的简报。起草小组的同志还分头到各地方去听修改意见，我去了云南。

10月25日，邓小平同志看了四千人讨论的一些简报，简报中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小平同志认为许多意见很好，要求我们把好的意见都吸收进来，按照这些好的意见修改决议。同时他认为讨论稿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他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从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六中全会

四千人讨论以后，乔木同志提出了起草新稿的原则设想。认为在六中全会作出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延迟。篇幅的确太长，像论文而不像决议，拟改为条文式的体裁。毛泽东晚期思想同毛泽东思想建议加以区分。决议中应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错误及其由来和发展作出比较系统的说明，当然更要以很大的力量讲毛泽东思想。在这之后，起草小组、乔木同志又重新改写。

1981年3月18日，小平同志同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认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并对建国以后各段历史作出了概括性的评价。耀邦同志主张决议稿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的意见，小平同志赞成。3月26日，小平同志又转告陈云同志的两条意见。一条是加一篇话，讲解放以前党的历史，60年历史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就概括得更全面了。再一条是提倡学哲学，学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1981年3月31日发出了第三次提供讨论的稿子，发给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一些在党内有很长历史、很高威望的老同志（乔木说是52人），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次讨论没有采取开会的方式，而是各人改在稿子上，或者另外提出书面修改意见，或者约起草小组的同志谈修改意见。

根据这些意见，起草小组、乔木同志继续修改，拿出了第四次供讨论的稿子。这次稿子28000字。结构已经和最后通过的决议相同。前面加了一个简明的前言，记得是专门请胡绳同志来写的，乔木同志很称赞。接着讲32年总估计，这是乔木同志从陈云同志的建议中得到启发，而建议加强的。这两段一加强，稿子的气势就相当地不同了。后面分四段，分别讲建国初七年，八大后十年，“文化大革命”十年，两年徘徊和伟大历史转折，然后讲毛泽东思想，最后是内容很充实的总结。

5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70多人参加，讨论了10天。乔木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个说明，《胡乔木文集》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中都收了。

这篇对历史决议的说明非常重要。关于少用以至不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关于革命的原意和广义，关于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新民主主义时期和重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等等，理论上政治上都很重要。现在发表的文稿略去了一点，就是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和毛泽东思想的区别。曾经决定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来概括毛泽东后来的错误思想，讨论中很多人不大赞成，认为说不清楚，不如就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概括为宜。认为这样才能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后来在历史决议中就没有再用“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个概念。

5月19日，小平同志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篇重要讲话。《邓小平文选》中登了。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把各种好的意见吸收进去，又作了很多的修改，由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这是第五次提供讨论的稿子。经过吸收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意见，这次稿子，是32000千字，增加了4000字。从意见的条数讲，恐怕吸收了好几十条。

1981年6月15日至25日，举行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进一步讨论决议修改稿。6月22日，小平同志在预备会上又作了重要讲话，在《邓小平文选》中也登了。在讨论中，中央委员们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对决议稿又作了修改，吸收的实质性意见将近100条，篇幅也增加到35000多字，又增加了3000多字。

6月22日至25日，党中央还召开在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共130多人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他们提的意见也吸收了。举一个例子，原来讲“文化大革命”打倒所谓“走资派”是错误的，讨论中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提出来，对知识分子当作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打倒，这也是重要的问题，修改时采纳了这个意见。决议的稿子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参加翻译的同志和一些外国专家，也提出了一些文字上的好意见，修改时吸收了。

有一些意见，修改时没有吸收。小平同志在4月7日的谈话中，就说了有些意见不能接受。例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非法；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不存在了。党不存在了怎么能粉碎“四人帮”？再后来，又说过有些意见不能接受。例如，说毛泽东同志自建国以后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1957年以来，就存在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十年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整个是一场反革命；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人，从整人开始，以整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归结起来就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前期是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后期就不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以前的错误，应通通由毛泽东同志一个人负责；等等。

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一部分是什么时候加进去的？这个问题在四千人讨论以前就提出来了。但是，四千人讨论稿上只说这一段的成就和问题，将在十二大论述。四千人讨论中，中央党政军机关都有人发言认为应当写这一段，写华国锋同志的一些重要错误，要求调整他的职务。这一意见在简报上登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央政治局11月和12月间开了9次会讨论这一段时间华国锋同志的错误，中央常委决定决议里写上这一段。邓小平同志认为，把华国锋同志的错误写进去，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于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经过长达一年多的起草过程，经过上上下下反反复复群众路线的讨论过程，吸收了各种好的意见，排斥了各种不合适的意见，所谓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前一个“众”是大众，后一个“众”是小众），6月27日至29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一历史决议。

分析历史的科学方法

党中央特别重视在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决议体现这一要求，用了以下四点科学方法：

第一点，从党的整个60年的历史着眼。决议本身是讨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非，但是，它首先回顾了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的历史。如果不从党的整个历史着眼，只看一个历史片段，那就不可能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这段回顾，开头叫做前言。在六中全会讨论中间，大家提了许多补充意见，因此就改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历史回顾”，作为一个独立部分。这对于正确看待党的历史，看待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从全面地、公正地评价集体贡献中着眼。可以说，历史决议放眼四面八方，既看到了国内国外，也看到了党内党外，特别是看到了党内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这是把毛泽东同志摆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摆在党的许多领袖的集体贡献中，在这个基础上，就能把毛泽东同志的首要地位科学地写出来。

第三点，从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同志的关键性作用着眼。在历史转折关头最能够看清楚革命领导人物所作出的贡献。

第四点，在他犯错误的时候，还要看到他正确的方面和作出贡献的方面。

决议专门写了一章来论述毛泽东思想。从方法上说，主要从四个方面作了科学阐述：第一，一方面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又说毛泽东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第二，紧紧抓住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环节，来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特点。第三，把实践检验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严格区别开来。第四，把坚持毛泽东思想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理解。在这一点上，决议做得很好，它对历史经验所作的十点概括，本身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决议分清历史是非，对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评价，采用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的方法，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第一，要分清指导思想上的正确和错误。不能把正确的当错误的，也不能把错误的当正确的。第二，指导思想正确不是肯定一切。还可能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这个事件、那个工作中间有错误。第三，指导思想错误也不能否定一切。对错误还要作种种的具体分析，包括：分析错误有没有支配全局，错误在一段时间是不是占了主导地位，错误是不是得到过纠正，这种纠正是不是彻底，等等。第四，指导思想上的正确和错误同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就会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不能说指导思想错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就没有任何的正确、任何的成绩。不能设想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能够支配全党的每一个人，支配全国的每一个人，支配他们的全部思想，使他们每时每刻每件事情上的行动都是错误的。第五，对错误的责任要作分析。第六，对错误的原因要作分析。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社会历史原因，都要作分析。

我多年前体会的历史决议关于分析毛泽东贡献、毛泽东思想和历史是非的这些方法，现在看来还是站得住的，也说明历史决议从根本上说是站得住的。

（原文载《百年潮》杂志。本书选编时，主要参照了龚育之同志所著《党史札记》中的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