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10年9月8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发展掌握核心技术、具有市场需求前景、资源能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中国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促使国民经济和企业发展走上“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本书的研究背景与意义

目前，全球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密集创新时期，发展新兴产业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战略。在这一大背景下，上海也确定了“9+5”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9”是指2009年开始启动的高新技术产业化9个重点领域，包括新能源、民用航空制造、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业；“5”是指2010年启动的智能电网、物联网和云计算，以及2013年启动的节能环保、民用航天五个领域。2012年初，上海出台了《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制定了到2015年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翻一番的宏伟目标。

战略性新兴产业既具有新兴产业创新性、高成长和高风险等特点，也有其自身特征。一是战略性，是未来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一旦落后将动摇国之根本，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予以重视，并从政策上大力扶持；二是导向性，代表了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发展前景；三是强产业关联性，能带动一大批关联产业发展，并实现关联产业转型和升级；四是强资金约束性，在其成长过程中面临投资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和回报周期长等资金难题，受金融约束影响比较突出和直接，需要完善的风险激励、风险分担和风险监督机制与之配套。

国际理论研究成果（Greenwood，1990；Beck，2000）和新兴产业发展经验（Saxenian，1994；Lerner，2009）都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产业培育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当前我国的金融体系尚不能满足培育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对资金的需求。这表现在：一是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传统金融体系在资本配置中仍存在失衡，我国金融体系总体上比较单一、相对垄断且高度管制，金融市场化程度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难以从正规渠道获得满足，金融支持产业成长力度不够；二是民间资本在发展壮大的同时难以进入某些新兴产业部门，且与民间融资需求相匹配的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不匹配，民间资本难以发挥支持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张跃文，2010）；三是进入实体经济的金融资本投资行为短期化倾向明显，与产业成长对长期资金的需求不匹配。因此，迫切需要通过金融创新构建新的金融支持体系，实现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和结构升级。

目前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探讨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金融支持途径等方面，如陈见丽（2011）、李龙筠和谢艺（2011）等分析了金融支持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的过程；段一群等（2009）、顾海峰（2011）分析了产业成长过程中的金融需求；陈昆玉（2010）、潘岳奇和贾生华（2011）分析了企业资本积累和资本结构对产业发展的影响；谈儒勇（1999）、熊正德等（2011）分析了中国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的效率；张陆洋（2009）、杨慧等（2011）则对金融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比较研究。

但总体而言，目前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成果较少，且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在理论研究方面，没有形成一个金融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理论框架，大部分研究偏重于从单纯的产业理论或金融视角分析，但产业发展自始至终都不是一些独立活动的集合，而是相互依存的价值活动系统（Porter，1985），需要在一个综合框架下开展研究。二是在分析视角上，忽视了金融引致的新产品需求的影响，而实际上消费对产业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三是在分析方法上，主要是理论推导和逻辑演绎的方法，实证分析比较少，所以在理论的检验方面仍要加强。四是对国际先进经验的分析、总结和吸收仍显不足。

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仍需要加强对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体系、路径和机制的研究，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二、本书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自1982年Gort和Klepper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提出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以来，基于产业不同成长阶段特征的分析就成为产业经济分析的重要手段之一。事实上，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成长阶段也有着不同的融资需求特征，其成长过程实际上是产业及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过程（Porter，1990；Pietrobelli & Rabellotti，2006；余江和方新，2002；潘镇和鲁明泓，2003；陈菲琼和王丹霞，2007等），因此，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需要从金融支持产业价值链升级与创新的角度展开（阎洪和刘珺，2003），要关注产业价值链提升和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等问题，动态地分析企业成长过程中的价值链培育，以及产业与金融结合（Porter，1985）过程中的风险特征、风险激励、分担机制以及风险规避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造适合企业核心竞争力成长特征的金融体系。

根据已有的研究，我国大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仍处于创新期，虽然政策性融资能够解决其燃眉之急，但是并不能长期解决其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因此，基于企业自身风险特征的市场融资，仍然是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但是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金融资源错配的现象比较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由于体制原因导致的融资体制错配；资金主要投向处于发展成熟阶段的产业而导致初创产业遭遇“资金瓶颈”的融资阶段错配；由于产业间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资金主要集中于少数产业的产业错配。因此，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的问题，重点是要解决产业初创期的市场资金问题。

基于上述原因，本书的研究思路和内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理论研究

一是对金融体系相关概念和时代特征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为此，本书对金融体系的定义、内涵、构成和功能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前两种主要的金融体系，即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同时，针对中国目前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金融体系的现实需求，本书研究了当前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新时代特征和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还研究了金融体系集聚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问题。

二是对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背景展开相应研究。宏观经济背景是设计金融体系的基础，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风险会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确立，因此，加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上海全球城市建设内涵、背景、趋势及相关政策的研究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企业融资需求特征及相关政策需求问题的研究。基于产业成长过程中价值链成长的机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成熟企业而言，由于其战略性、政策性、主导性和高关联度等特征，传统金融体系的金融支持完全可以满足其发展需求。但对于初创企业或中小企业而言，由于传统金融体系难以满足其融资需求，因此对新的投融资体系的需求更强烈，也更迫切。

四是对构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企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的研究。本书对产业价值链培育过程中的风险和融资需求特征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需求结构进行理论研究，从而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建立提供对策思路。研究发现，一个成熟的金融体系往往围绕着金融市场平台的建设展开，因此，完善以金融市场平台为核心的各类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是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

五是对金融创新下的金融监管体系和金融风险问题的研究。本书研究了互联网金融发展带来的风险和整治问题，金融创新背景下“灰犀牛”事件的可能风险和防范措施，以及针对金融科技发展的“监管沙盒”监管体制的创新等。

（二）案例分析

一是对跨国经验的对比总结和研究，并作为可供上海借鉴的经验。本书先后对美国风险投资、纳斯达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和英国伦敦、新加坡的“监管沙盒”模式等做了较为全面和系统分析。

二是对中国典型案例的调研，本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均建立在对现实情况的大量调研基础上，因此，提出的对策建议在建立和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也有一定效果。

（三）政策研究

本书除基于理论研究成果对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外，还对有关金融监管的政策和以普惠性服务型政策为主的政策服务体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三、本书的框架结构

（一）对金融体系相关概念、内涵和时代特征等理论问题的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而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完善离不开金融集聚和金融跨区域协同与合作，为此，本书从三个方面展开理论研究。

第一章对金融体系的定义、内涵、构成和功能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前两种主要的金融体系，即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同时，针对中国目前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金融体系的现实需求，研究了当前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新时代特征和理论内涵。

第二章主要通过理论梳理和实证研究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因素特别是金融资源的集聚和创新的区域分布特征与区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也证明了知识外溢在技术进步中扮演了基础性的角色，即将知识转化到经济应用中的效率成为解释宏观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国家间创新的差异和经济行为的空间结构能够潜在地成为造成知识外溢效率差异的根源，并最终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同理，金融集聚对地区产业发展同样具有积极的正向效应。

第三章主要立足于对金融协同与创新发展方面的应用研究，在全面分析长江流域经济带内金融资源分布现状的基础上，研究了金融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情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以金融中心建设的协同创新发展推动长江流域经济带产业创新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路。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企业融资支持体系的背景与现状研究

金融产业的发展和金融体系的建设离不开其所处的制度框架和国内外宏观经济背景，由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这决定了其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具有系统性差异，而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风险特性、融资需求和信息特征。因此，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即存在“最优金融结构”，如在现代低收入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林毅夫，2002）。因此，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优金融支持体系需要考虑中国的宏观经济背景及其特定制度环境。

第四章研究了中国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内涵和未来的政策走势。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趋势仍然是以需求侧管理为供给侧的改革保驾护航。在金融领域，则是要解决资金供给方面民间资本充裕与实体经济（企业）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在加强行业监管的同时，鼓励和推动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推动广大中小微企业的“自举融资”，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第五章研究了上海全球城市建设背景下的供给侧改革问题。金融危机后全球城市功能由需求向供给转变，因此，上海供给侧改革需要依托全球城市建设的载体展开，确立以全球城市建设为核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主线，积极落实“三去一降一补”的各项目标。在金融体系方面，则要时刻注意防范金融市场“高杠杆”的风险，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同时，化解地下金融和影子银行风险，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也是上海全球城市建设中金融发展需要关注的重要方向。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企业成长规律及融资需求研究

要推动金融创新，首先就要针对不同产业特征设计不同的金融产品，为此，研究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律和成长特征就显得非常重要。

第六章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周期出发，系统研究了企业在不同成长周期的金融需求特征和与之相匹配的中小银行的作用，并基于企业的成长周期提出了支持中小银行发展的对策思路。

第七章系统研究了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瓶颈问题。研究表明，一方面中小企业已经成为上海经济增长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但另一方面，其融资约束仍然显著，为此，本书在分析了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及其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第八章对目前促进产业创新转型升级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通过对上海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类政策进行归类汇总并对这些政策的效果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证明了中性无偏的普惠性产业政策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中的支持效果更加显著，从而提出了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应以普惠性政策为主的对策思路。

第九章基于对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大健康产业（生物医疗等相关产业）的调研，以及对健康产业在上海未来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及其产业特征的分析，并结合上海国际医学园区所在的上海周浦和康桥地区的发展现状，认为上海有必要在该产业发展过程中建立健康产业示范区，并给予金融配套，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解决其融资问题。

第十章研究了中国资本市场对“三资”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台湾地区在大陆的上市企业为案例，系统分析了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融资后给企业发展带来的长期增长效应、再融资效应和声誉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地联手，共同推动资本市场联动发展的设想。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初创企业的新型金融支持体系研究

当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细分产业中，除高铁、化工新材料、电子信息材料和锂电池处于繁荣期外，其他产业均处于创新期。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属于风险高而融资手段不多的弱势群体。由于这些企业大部分规模较小，其产品市场和所用技术都不完全成熟，具有很高的技术创新风险和产品创新风险，因此，区域性的中小银行在为其提供融资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林毅夫，2006）。

第十一章分析了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多层次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作用，逐渐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球科技成果转化和交易市场体系，是未来上海科技创新和重要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渠道之一，为此，我们提出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成果交易中心的思路。

第十二章在分析了纳斯达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演化模式和规律的基础上，研究了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推出创新板的重要意义，并结合上海股交中心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实际困难，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十三章则在全面分析中国PE市场现状的基础上，借助金融理论中金融结构和金融企业家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对中国PE应当承担的角色和实现的功能转变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适合未来PE发展的“可信赖投资和管理顾问模式”及商人银行的设想，为PE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路径和方式。

（五）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创新的金融监管与风险防范问题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金融稳定关系到国家战略和国计民生，必须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要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体系健康稳定发展是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的重要一环。

第十四章针对当前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创新和在整治过程中的治理乱象，以上海为视角，聚焦互联网金融整治中暴露出的问题，认为问题根源是现有金融制度下金融创新与监管之间的不适应性，从而提出加强统一立法、创新监管制度、完善信用体系等治本之策。

第十五章系统阐释了“灰犀牛”金融危机的基本特征，并按照“灰犀牛”的相关定义分析了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可能出现的“灰犀牛”事件，提出了应对未来可能的“灰犀牛”事件的具体措施。

第十六章针对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创新的特征，研究了当前英国和新加坡等国的“监管沙盒”模式，并结合上海金融科技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具体实践，提出了在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和改革过程中引入“监管沙盒”模式的对策建议。

四、本书的研究重点

由于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一个结合金融学和产业经济学两方面研究成果的新课题，而上述两个研究领域仍然存在一系列的争论，因此，本书也将涉及两个领域的相关问题。

（1）在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推动其创新发展的模式选择方面，目前存在欧美模式和日韩模式。前者是在加强基础学科的同时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后者则是“吸收性发展战略”，偏重于技术创新，投入偏重于消化吸收，但基础学科不足会导致发展后劲不足，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创新潜力殆尽，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趋于停滞即是一明证。为此，日本政府在1996年后推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计划，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因此，我们的研究需考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互动问题。

（2）在新兴产业价值链培育中政府的作用方面，从国际的经验来看，产业技术创新有渐进式和突破式两种路线，这两种技术创新路径也决定了新兴产业渐进式和突破式两种发展道路。前者由许多网络成员通过一系列小的创新推动最终导致新兴产业发展，是集体学习的结果。后者则主要存在于创新型企业中，包含更少的合作和更多的竞争。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依托这种创新型企业发展（Garud & Karnoe，2003）。而不同政治制度结构类型的国家政府对新兴产业支持的方式和路径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因此，要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结构和产业发展的实际特征，选择政府的金融扶持政策。

（3）在扶持新兴产业价值链形成的金融体系结构选择方面，通常有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种模式，前者以英美为代表，主要是资本市场发挥重要作用，企业多采用直接融资，通过发行股票和企业债券从资本市场筹措长期资本，在企业成长过程中风险投资扮演重要角色，被称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后者以德日为代表，主要是银行在动员储蓄、配置资本、监督公司管理者及提供风险管理手段上发挥重要作用。随着现代金融内涵和外延的发展，目前这两种金融结构已逐渐趋于相似，但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之间金融结构仍差异显著，因此，仍需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研究中国金融制度安排的比例和相对构成（林毅夫等，2009）。

（4）在与新兴产业有关的金融市场创新和监管方面，由于金融市场理论存在有效市场和不对称信息市场理论的争论，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方面也存在自由主义市场论和政府干预监管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由于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获得的信息及其使用往往是低效的，且往往会由于过度自信和市场交易制度设计导致市场信息失灵（Kaneman & AmosTversky，1991；Odean，1998），因此，需要从金融行为理论出发研究金融市场效率并进行制度设计。同时，需要把握金融监管的力度和水平，使金融监管在纠正金融市场失灵所造成的金融效率损失的同时，不会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

五、本书的主要观点

（1）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体系既要符合中国产业价值链培育的实际，也要适应中国政治制度结构特征。国际产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后发国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的“后发优势”，因此，引进、消化和吸收曾经是一条发展新兴产业的捷径。但日本的经验也表明，随着产业发展逐渐成熟，忽视基础研究投入造成的技术“收敛”也会带来后劲不足的缺陷。同时，国家政治制度结构也会影响中国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路径，因此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打造新兴产业。

（2）设计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培育所需要的多样化金融产品，建立多层次金融（资本）市场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过程包括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和成熟期等阶段，每一阶段企业价值链及其核心竞争力具有不同特征，其融资需求也不相同，因此，需要推广先进适用的金融技术，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和手段，开发适合其成长的信贷产品，并由此建立一套动态的适合企业成长特征的包括创业投资、场外交易、发行债券等多种融资需求的金融市场体系，以提供专业化、细分化的金融服务（李海波和肖文东，2011）。

（3）从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价值链培育的角度出发，创新交易制度，提升金融市场支持产业发展的效率。包括完善目前已有的各类金融市场的交易制度，如新股发行机制，修订和完善再融资制度、退市制度等；推动机构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的力度和强度，在有条件的资本市场中（如场外交易市场）尝试“做市商”制度；完善各资本市场之间的升级和转板制度，打破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市场的物理界限等。

（4）加强政府对新兴产业有关金融支持的引导、扶持和监督力度。包括改革和完善金融体制，破除金融市场垄断性，建立多元化资金供给体系；通过财政和金融扶持政策加强政策引导，放开民间融资，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挥现有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股票市场的作用；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按照国际惯例管理经营产业基金，采用市场化约束与激励机制筛选、培育和扶持优秀企业成长；加强风险管理，注意处理好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关系；完善金融法制建设，尽快从法律上厘清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犯罪的界限，出台民间融资管理的综合措施。

六、本书的主要创新之处

（1）在理论框架上，将产业价值链理论与金融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为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动态理论框架。

（2）在研究视角上，对消费信贷服务支持产业发展的机制及效果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是对金融支持产业发展理论的一个有益补充。

（3）在研究思路上，提出将中国政治制度结构和产业创新、金融创新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设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主张。同时，本书基于国际的经验和国际的比较，并结合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现实以及上海全球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产业发展现状提出一系列对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