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血夹钱牛皮鞭

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朱元璋亲自判处了一个正八品县丞的死刑。按照明代制度，官员分为正从九品十八级，内外额定文官两万四千六百员，京官有一千九百四十四员，外官有两万两千七百零九员，其余为侍卫杂官。官居八品的将近万人，即便是任命，皇帝也不接见他们。身为正七品的知县，尚且被称为芝麻官，那么身为正八品的县丞，连芝麻官都称不上。就这样一个小小官员的所作所为，居然能够惊动皇帝，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一年的春三月，朱元璋在接到监察御史王仲和弹劾湘阴县丞刘英的奏章以后，当即写有御批云：“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故圣人常加钦恤，惟恐滥及无辜。”是什么原因而导致朱元璋发出如此感慨呢？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湘阴县南临洞庭湖，明代隶属长沙府，当时编户三十九里，一里一百一十户，也就是四千二百九十户。可以看出，这位名叫刘英的县丞并不是什么高官，级别是正八品。按照朱元璋的规定，知县不允许下乡，避免知县骚扰百姓。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本县所属各里甲办理，在知县不便下乡督催的情况下，知县可以委派身为副职的县丞或主簿前往乡下去督办。

刘县丞是吏员出身，好不容易才得到县丞的职位。什么是吏员呢？吏员是当时在官府承办各种具体事务的人员，如州县之中的“六房书吏”。吏员在地位上属于役，是一种劳役，没有俸禄，仅有工食银。书吏可以通过考核甄选，取得做官的资格，经礼部铨选任命为官。吏员是从基层选拔上来的，每个考选期为六年，从县到府，再到布政司、部院衙门，之后才能为官，初任未入流，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之后才能升为从九品，这样熬资循例，几乎没有升大官的可能。

那个时候当官，正途出身的前程最好。正途出身的人，就是指通过科举考试的进士、举人，以及从地方学校升贡到国子监的贡监生。这类正途出身的人，比较容易升官，吏员出身者称为杂途，如果没有大的建树，很难升到高官的行列。既然升官无望，所以吏员出身的人，对金钱的渴望往往超过正途出身的人。

县丞的级别是正八品，对于吏员出身的刘县丞来说，大概已经到达了顶点，要想再升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正八品的俸禄折合粮食是每年78石，如果按照当时的消费水平及物价指数，应该不算低，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优厚。以正八品的78石粮食来计，当时可以折合成黄金15.6两，以当时的消费水平来说，则可以看到官员的俸禄远远高于一般百姓的收入。所以朱元璋认为官员的俸禄不可谓不厚，但官员们却不知道感恩戴德，还额外向百姓勒索。

刘县丞升官无望，就想凭借手中的权力，多捞一些外快，以期为自己养老、为子孙留下钱财，所以借下乡催促公事之机，横加勒索。

湘阴县物产富饶，境内河沟纵横，湖泊塘堰，星罗棋布，有丰富的水产品资源。当时人烟稀少，丘陵地区森林密布，不但盛产木材，还盛产茶叶。对于刘县丞来说，这些都可以视为是他的财富来源。

刘县丞奉知县之命，下乡去采办朝廷大兴土木所需要的木材，当时称为皇木采办。按照木材准备流程，有砍伐、加工、运输、存储等环节，每一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官员们也便于从中渔利。本来，朝廷采办皇木是有一定预算的，然而，地方官往往打着皇木的名义，克扣砍伐、加工、运输等环节工人的工钱，或是让他们以“奉献”的名义，无偿地从事劳役，甚至要他们赞助钱财，以表达对皇帝的“忠心”。如果不同意，各种罪名会随之而来，而“大不敬”的罪名，是属于“十恶不赦”的，弄不好会株连九族的。刘县丞一方面要百姓毫无保留地显示“忠心”，以“无私奉献”来收敛钱财；另一方面则大逞淫威，用生牛皮制成长三尺的皮鞭，百姓稍有不愿意，则鞭笞立至。

为什么要使用生牛皮制造皮鞭呢？因为生牛皮经过风干或盐干后，质地很硬，而经过熟制的牛皮则比较柔软。可以想象，用生牛皮编制的皮鞭，打在人身上，定然十分疼痛。就这样，刘县丞还唯恐百姓不害怕，在编制皮鞭时，还把几枚铜钱镶了上去，这样一鞭下去，就会带起几块肉来，不用几鞭子，挨打的人就会鲜血淋漓，皮开肉绽。因此百姓畏惧他如虎，暗地里叫他“刘老虎”。

有一天，刘县丞外出督运木材，途经一个小镇时，四下张望，无意中看见一名少妇。这位少妇乃是本地巡检的夫人。什么是巡检呢？元代所建立的巡检司，是管辖人烟稀少地方的非常设组织，其功能以军事为主。明朝沿用巡检司制度，巡检的职责在于盘查过往行人，稽查没有“路引”的外出之人，缉拿奸细，抓捕脱逃的军人及囚犯，打击走私，维护正常的商旅往来等，所驻守的地方一般都是市镇。

巡检的官级虽然不高，但手下有额定的负责地方巡逻、缉捕之事的弓兵40名，在驻守之地就是土皇帝。凭借丈夫的权力，这个妇人才敢在本镇抛头露面地闲逛，本镇的人都以艳羡又畏惧的眼光看她。艳羡是因为她生得亭亭玉立，貌美如花；畏惧是因为她泼辣无比，仰仗丈夫的权势，无恶不作。她在街上买东西不是少给钱，就是白占，百姓因为她是巡检夫人，也不敢和她计较。巡检夫人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街头闲逛，本地人畏惧巡检的权势，避之犹恐不及，但刘县丞是从外地来的，不知道她是巡检夫人，只看到其妖媚之姿，所以顿时失态地说道：“想不到天底下竟然有如此漂亮的美人！”于是迎上前去搭讪：“敢问夫人是谁家娘子？要到哪里去？本官在前面的饭铺请你喝酒如何？”一边说，一边色眯眯地看着对方。巡检夫人横行霸道惯了，但不熟悉官场，以为天底下就她丈夫官最大，如今见到一个身穿官服的人来调戏自己，岂能容忍，所以立即翻脸，开口便骂。

刘县丞已经外出两个多月了，沿途的里甲将之奉若神明，一直是好酒好菜招待，何尝有人敢说个“不”字？若想要个女人陪伴，里长们就让乡村野妓冒称良家妇女前来伺候，又有何人敢说“不从”？如今见这个少妇敢公然拒绝并且辱骂自己，一时恶向胆边生，呼令衙役将该少妇架住，亲自用夹有铜钱的生牛皮鞭抽打。只见那少妇喊道：“朗朗乾坤，还有没有王法了！小妇人虽然不是诰命夫人，但也是官员之妻，怎么能让人随便侮辱呢？”

听到少妇的喊声，刘县丞停下手来，少妇身上已经挨了三鞭，鲜血从后背渗透了衣衫，显然伤得不轻。刘县丞问是何官员之妻？得知她是本地巡检的妻子，刘县丞更加恼怒，喝令衙役必须打足二十鞭。刘县丞为什么得知是巡检的妻子，竟然还恼怒起来喝令再打呢？

原来，刘县丞级别正八品，而且负责采办皇木，按理说巡检应该前来迎接护送才是。如今刘县丞从这个小镇路过，巡检没有来迎接他，已经令刘县丞心里不高兴，再见到少妇以官员之妻的身份拒绝自己，更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喝令衙役鞭打。少妇忍不住疼痛，拼命地喊叫。

衙役当街鞭打巡检夫人，惊动了整条街，早就有人飞报到巡检之处。巡检听罢大惊，急忙率领手下几名弓兵，赶到现场。巡检见到刘县丞之后，深深地作了一揖，告知这是自己的内人，不懂事冲撞了刘县丞，求他手下留情，放过自己的内人。

刘县丞板着脸说道：“采办皇木是朝廷之大事，你不前来迎接护送，已经是你的不是。本官没有拿你问罪，算是给你留个情面。你妻子打扮妖娆，招摇过市，有伤风化，我替你教训了一下，你也休要怪我无情。”

官大一级压死人，刘县丞比巡检高三级，巡检岂敢顶撞？只好赔着笑脸说：“大人所言极是，都怪在下管教不严，惹得大人动怒。在下这里给您赔不是了，且到我巡检司衙门一坐，我设酒席为大人压惊。”

刘县丞无缘无故地当街打了巡检夫人，又教训了巡检，此时见巡检不断地认错，也就借坡下驴，说道：“本官有皇命在身，哪里敢耽搁？我还要押送皇木赶路，就不到你衙门去打扰了。”说罢便喝令手下起程。巡检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带着弓兵，护送刘县丞出了小镇，然后才赶回家中安慰妻子。

一个官员之妻，竟然在丈夫的辖区受到如此的凌辱，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见到巡检回来，少妇便号啕大哭，一边哭一边骂了起来，骂得巡检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恼得很。本来嘛！身为官员，手下还有四十名弓兵可以指挥，如今连老婆都保护不了，还有何面目在老婆面前耍威风呢？在外受了刘县丞的气，回家又受老婆的气。巡检越想越生气，但也不好对老婆发火，只好赔着笑脸说：“夫人息怒！这仇我们一定要报，绝不能便宜那个狗县丞！我有个远房亲戚，如今在朝廷里当监察御史，我将此事告诉他，让他弹劾那厮，皇帝定会将他重处！”

巡检好不容易才把夫人安抚得不喊不叫了，便抽身出来，到了自己的衙门，让文书帮助他写了封书信，派心腹弓兵，携带许多土仪，也就是土特产品，送往南京城，交给监察御史王仲和。

进士出身的王仲和，初次为官便当上了监察御史，拥有弹劾百官的权力，如今得知自己的亲戚受人凌辱，又得到许多土仪，岂能袖手旁观？身为御史，弹劾恶官属实，就是政绩；作为亲戚，也不能不管不顾，更何况这亲戚还送来许多礼物。所以王仲和连夜写好弹劾的奏章，次日便交给了皇帝。

此时的刘县丞还不知道有人弹劾自己，依然耀武扬威。巡检此时也一边安慰夫人，一边打探消息，希望王仲和能够为他们夫妇出气。王仲和不负所托，在弹劾的奏章里特别强调刘县丞违反制度，用生牛皮夹铜钱做的鞭子打人，而且出行要地方竭力款待，就是因为巡检没有亲自迎接他，居然将巡检之妻鞭挞，几乎将一个柔弱的妇人打死。朗朗乾坤，莫非王土，岂能容此恶官横行霸道，恳请皇帝将恶官刘县丞治罪。

这时的皇帝便是朱元璋，他敢于用重典治国，严惩贪官污吏，是令行禁止的英主，当然不容许官员欺压百姓，所以当即传令将刘县丞押赴南京，交刑部严加问讯。

锦衣卫的缇骑来到湘阴县捉拿刘县丞时，刘县丞才知道自己鞭打巡检夫人的事被告发了。虽然此时他后悔当时做事有些莽撞，但也没有想到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因为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刘县丞的这种行为，也只不过是按照斗殴伤人罪二等来量刑，最多也就是笞刑；如果将人殴打致死者，才会被处以杖一百、徒三年，追埋葬银十两。刘县丞并没有将人打死，更何况巡检夫人招摇过市，横行霸道，恬不知耻，惩处她也是维持风化，所以刘县丞心安理得地随同锦衣卫缇骑上路，却没有想到是去黄泉路。

刘县丞哪里知道朱元璋的批示已经将其定性。朱元璋的批示云：

“英，一县丞耳，酷虐乃至于此，独不闻刘宽蒲鞭之事哉？且律载刑具，明有定制，乃弃不用，而残酷如是，是废吾法也，难论常律。”

也就是说，刘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丞，竟然敢使用这样酷虐的手段，连刘宽蒲鞭示辱的典故都不知道。什么是蒲鞭示辱呢？东汉延熹八年（165），刘宽任南阳太守时，手下的小吏及百姓犯有过错，就用蒲草叶当鞭子来责打，使受责打的人感觉到耻辱而已，并不在于使受责打的人受伤。蒲草叶就是生长在水中的菖蒲草叶，叶宽约三厘米，长约二三米，打在人身上，绝对不会受伤。蒲草行刑，蕴含古代“明刑弼教”的精神，即刑罚不是目的，教育才是根本。朱元璋责怪刘县丞不知道“明刑弼教”的大宗旨，还敢违反法律，不使用《大明律》规定的刑具责打人，这不但是一种残酷的行为，更是一种公然违背法律的行为。为了以儆效尤，就不能按照既定的法律来给刘县丞量刑，应该加重处罚。这样便明确了对刘县丞的处置原则，刑部当然不敢违反，所以将刘县丞拟罪为斩首示众。

刘县丞此时还在为自己辩解，讲自己虽然有罪，但也罪不至死，所以恳请刑部官员将自己的申诉禀明皇帝，希望皇帝能够开恩，免他一死。他哪里知道这是皇帝定下来的基调，没有将他凌迟处死，已经是皇恩浩荡了。因为朱元璋认为：“纪纲法度，朝廷所立。人臣非奉君命，不敢擅更。”身为官员怎可公然藐视法律呢？这岂不是知法犯法？所以朱元璋批示道：“究其所以，不得妄张威势，使人畏惧，纵肆奸贪而已，此岂人臣所为？”

既然身为官员，敢于妄张威势，又是纵肆奸贪，就不能轻饶。官员假借权势，残忍地对待百姓，也就不能怪朱元璋残忍地杀戮贪官。官员既然不按照法律规定办事，也就不能怪朱元璋不按照法律规定处置了。就这样，刘县丞被押赴市曹斩首示众。

在朱元璋眼里，那些敢于使用非法刑具殴打伤人者，就是奸贪之官，所以通令全国清查类似的官员。结果，浙江黄岩县县丞余琳、松江府华亭县知县王纪用、陕西白水县知县罗新等人被清查出来，他们分别使用尖刀铁钩、檀木刑杖、生牛皮鞭等《大明律》没有规定的刑具，最终都被斩首示众。为了限制官员使用非法刑具，朱元璋还申明，即便是衙役皂隶等人，如果听从官长的命令使用非法刑具进行刑讯，衙役皂隶等人也要“一体处死”。这正是：

藐法之人思律例，岂知君主在原情。

在朱元璋看来，这些贪官污吏害吾良民多矣！如果不让这些贪官污吏“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就是违反了顺乎天、应乎人的大道。朱元璋认为法律应该根据民情来实施，在需要争取民心的时候，就必须向贪官污吏开刀。朱元璋没有追究刘县丞责打巡检之妻的罪责，就是因为巡检之妻打扮妖娆，招摇过市，有伤风化，由此可见朱元璋处理一般案件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