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对外关系特点
第一，百济与朝鲜半岛列国关系特点。
在新罗统一大同江以南地区之前并无统一的朝鲜半岛国家：彼时马韩、辰韩、弁韩三韩（即辰国）部落联盟体地处朝鲜半岛南部，统治中心在汉江中下游，它与半岛北部的朝鲜国、濊、貊、沃沮以及《三国史记》中常常出现的靺鞨并立。汉朝在公元前108年所设四郡之一的乐浪郡是从外部摧毁朝鲜国而建立起来，百济、新罗两国则从内部蚕食瓦解三韩之后成长起来，高句丽则先崛起于鸭绿江中游玄菟郡境内，后逐步向周围的辽东郡（西）、东濊（东）、夫余（北）、乐浪郡和带方郡（南）等地区武力扩张，一般认为4世纪高句丽、百济、新罗、加耶并峙形势形成，开始取代此前朝鲜半岛汉郡与三韩共存局面，列国时代[15]从此开启。列国并非割据政权，而实乃重视疆界之国家，因此它们拥有进行对外关系活动的基本条件：国家意识、疆界、交涉国对象。而且列国之间虽有民族融合的趋势，但至少在新罗统一之前，它们虽有广义的濊貊族系的诸多共同文化特点[16]，但也存在很多不同传统和差异，且百济、新罗、高句丽与中原诸王朝和日本都长期建有国交。
检阅《三国史记》等史籍，百济在扩张—南迁过程中对高句丽、新罗的关系呈现何种变化？从长时段历史视角看，我们可以从它明显区分的三阶段来分析。
第一阶段，百济以对新罗的进攻为主，时间跨度为公元1世纪至4世纪后期，以标志性事件来定位为64—369年，其中105—165年、286—368年曾有两段较长期的无战事记录，着重向马韩、弁韩、辰韩（后为新罗）三韩故地扩张。公元64年百济第一次与新罗正面交战，乃是百济攻新罗蛙山城。70年、74年、75年、85年皆有百济遣兵侵新罗边境的记录。105—165年是第一个和平期。105年百济遣使请和新罗，113年百济遣使聘于新罗。125年靺鞨大举入侵新罗北方，百济应新罗之求救，发援军。一直无战事。直到165年百济藏匿新罗叛臣阿飡吉宣，致使新罗伐百济。167年、170年、188年、189年、190年、199年、214年、218年、222年、224年、240年、255年、266年、272年、278年、283年皆有百济攻新罗城的记录。其间261年百济请和，新罗不从。286—391年百济与新罗无战争记录。286年，百济遣使新罗请和。337年新罗遣使交聘百济。366年百济遣使聘于新罗。368年百济遣使新罗。其间百济与新罗一直未见有相攻战之记载。由以上历史记录的战事来看，这一阶段百济的对外特点是，随着百济在马韩范围内的成长并最终吞并马韩，百济持续致力于向大致在同一时期合并了辰韩诸部落的新罗、洛东江下游弁韩故地上形成的诸加耶势力扩张。
第二阶段，百济主要与高句丽角逐称雄，时间跨度为369—553年。369年高句丽南伐百济，败于雉壤。371年百济攻打高句丽平壤城，高句丽故国原王中流矢死。百济与高句丽互相攻伐时代开始。475年百济首都汉城被高句丽攻陷，盖卤王被杀。文周王迁都熊津。538年迁都泗沘（所夫里），国号南扶余。551年百济联合新罗进攻高句丽，百济占领汉水流域。553年新罗占领百济东北边境，置新州；新罗王娶百济王女为小妃。其间391年百济、加耶联合倭军进攻新罗。399年百济联合倭国进攻新罗，新罗求援于高句丽。这一阶段虽然是百济主要与北方强国高句丽竞相称雄的时代，百济的主要敌人是高句丽而非新罗，但伴随三国局势变化和势力消长，百济4世纪末期仍持续进攻新罗，到5世纪中叶才开始联手新罗从军事上共同抗击高句丽（并通交中国南朝，从外交上“包围”、抵制高句丽）。
第三阶段，553—660年，百济对外再度将新罗作为首要敌国直至覆灭。新罗6世纪中叶和百济联军对高句丽取得军事胜利，从高句丽手中夺回曾属于百济的汉江中下游地区这一被视为朝鲜半岛第一形胜之地，随即排除百济势力独占了该地，百济同新罗的所谓“同盟”完全破裂，双方反目。此后百济开始向新罗进攻。百济对外虽一度仍然拉拢隋唐帝国对付高句丽，但逐渐将精力转到进攻新罗、恢复三韩故土。
百济对新罗、高句丽的外交政策选择与变化呈现出明显的特点，是对重要地区土地和人口的核心关切，尤其表现在带方郡故地和汉江中下游地区成为它迁都熊津后确定首要敌对国的关键条件上，而对除马韩外的其他三韩故地持续不断的渴望也从未泯灭。
第二，百济与中国的关系特点。
百济与中国关系已被中韩等国学者反复研究，这里提出来，想探讨的是百济与中国关系中的主动外交选择和受中国大陆局势影响之间的关系问题。杨通方、韩国磐两位先生分别就百济与中国的关系主要事件进行过史料梳理和述论，百济与中国交往从与乐浪群、带方郡发生联系开始到为唐朝大军攻破都城亡国的基本史实脉络清晰呈现[17]。对这一历程的认识需注意一点，即中国局势变动带来的影响会波及朝鲜半岛，而同时高句丽、百济诸国并不常居于被动，能在有限的条件下主动进行对外抉择，高句丽这方面的对外关系早有大量研究呈现，那么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在对中关系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百济与中国关系始于跟汉末乐浪郡、带方郡的交往，从一开始就与新罗、高句丽不同。一是百济始终遵循中原王朝权威，进而谋求半岛优势；二是文化上全力吸收先进中国文明，并有所反哺；三是后期百济外交政策转变，源于追求目标与新罗和高句丽迥异。按照时间的演进来看，百济与汉唐时期中国九个王朝先后存有外交关系，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第一期，发轫期，汉末至两晋时期：远离中国势力直接范围，起先与汉郡县毗邻，对中关系以文化为主、政治为辅，不断成长壮大，后在西晋时期与朝廷中央取得联系，转为以经济文化为主。第二期，蓬勃期，南北朝时期：百济成长并攻占带方郡等地，后至高句丽强盛期，百济与之争雄，以对南朝交往对抗高句丽与北朝的密切关系，政治为主。第三期，调整与高潮期，隋唐时期：朝贡频繁，但在唐朝东方政策中日渐处于不利地位，军事为主，外交失策导致亡国。
表1-11 百济王从晋—唐受册封爵号、官号一览
表1-11 百济王从晋—唐受册封爵号、官号一览-续表
表1-12 唐代册封百济王室带方郡王一览
表1-13 百济向隋唐遣使一览
表1-13 百济向隋唐遣使一览-续表1
表1-13 百济向隋唐遣使一览-续表2
表1-14 百济对中原遣使/来使统计
第三，百济与倭国关系特点。
论及百济与倭国关系，不得不注意到末松保和1949年问世的《任那兴亡史》一书，他据《日本书纪》神功皇后四十九年条等记载提出“任那日本府”问题，认为位于洛东江下游的任那是公元369—562年日本直接统治半岛南部的地区。这一论点得到石母田正、井上光贞等日本史学权威响应。日本学者东潮认为任那四县可能在发现有许多前方后圆古坟的荣山江流域。朝鲜、韩国学者对此一直存有巨大争议，究其大端，朝鲜和韩国学者大多否认《日本书纪》的可靠性，或指出半岛南部倭人分别是百济系或加耶系倭臣，与日本列岛的倭无关。有人引据高句丽好太王碑认为，至少半岛存在倭势力，但如井上秀雄等日本学者也否定任那说。中国学者朴真奭也曾著文否定任那说。与任那说相对应，国际上也有主张朝鲜半岛势力影响日本文化的学说，其中，韩国首尔大学洪元卓教授针对江上波夫“4世纪末大陆骑马民族经朝鲜半岛南下进攻并征服了日本原住民，建立大和国”的“骑马民族征服说”[18]，以及盖里·莱迪阿德（Gari Ledyard）“大和国是346年被鲜卑亡国后的残余夫余人南下征服日本”的观点[19]，提出是百济人而非夫余人或其他大陆民族“征服”并建立日本早期国家[20]。这两种见解针锋相对，其实分别走向了两个极端。
关于济倭关系，滨田耕策的结论值得注意，他说：“只有百济、加耶安定，倭才能通过它们到达中国，在这个（中国南朝、百济、加耶、倭）共同体中，少了百济和加耶任何一个都不行。一旦百济有危险，倭自然会出手，两国的这种连带关系，是在二三百年的交流中产生的。”森公章则认为倭与半岛既有和睦的时候，也有不和睦的时候，倭国通过百济吸收先进中国文化如汉字、官制、佛教、儒学等，即以百济为蓝图建国[21]。也就是说，各国学者存在共识，古代日本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交流频繁甚至是密切的。百济与日本的关系主要的特点是文化传播上以百济向日本流动为主，军事上则以日本出兵援助百济为主。
综上可见，百济的对外关系特点相当鲜明，其实这也体现出百济政体的某种“性格”。
新罗的对外关系在罗济丽三国中被公认为最为高超，高句丽的“倔强”对外关系多被诟病，甚至有学者指其根本无对外策略可言。那么百济的对外关系如何评价？百济、新罗、高句丽、加耶、耽罗组成朝鲜半岛列国外交圈，加上外部的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构成更大范围的东亚世界外交圈。时至7世纪中叶，百济与新罗、高句丽互竞称雄的目标越发明显，百济的合理目标至少是统一三韩旧地，那么百济对外关系理所当然是为这一目标争取最佳外部环境。而统一三韩旧地的核心和首要目标是争夺汉江下游及出海口。百济虽有贪安的君王，但从未偏安锦江以南即使两位国王战死也不断北进、北复，此即其开拓精神。为统一三韩，百济才积极西通中国、东联倭国。中国的册封和倭国的援助都有利于从形式上、法统上、国际上以及军事上压制各阶段首要敌对方。百济虽然历经多次大规模的迁都，由强渐弱，但百济最明显的对外特征就是不断进取、始终追求恢复北方汉江流域的领土。百济除了末期个别统治者外，从未有偏安一隅的国家战略，相反，它以马韩故地、带方郡故地的土地以及后来丢失的汉江中下游地区的土地和人口为中心，持续反抗阻碍这一目标的高句丽和新罗。在这一过程中，目标从未改变或打折扣，但同盟者和敌对方则在新罗和高句丽之间变换了不止一次，总之是以朝鲜半岛最强者为首要敌人，拉拢较弱者到自己的阵营，奋争到底。
表1-15 百济战争记事统计（以世纪为单位）
表1-16 百济外交记事统计（以世纪为单位）
表1-16 百济外交记事统计（以世纪为单位）-续表
图1-8 扶余郡陵山里寺址石造舍利龛铭文
图1-9 武宁王陵内部
图1-10 梁元帝《职贡图》百济使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