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话语与话语观

一、话语的内涵

20世纪初，索绪尔提出了“语言”和“言语”这对“社会”和“个人”、“稳定”和“不确定”的符号概念。作为“能指”和“所指”对应关系的符号系统，语言除了在形式和意义上完成双向指向功能，还被证明和社会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话语”（discourse）一词，源自拉丁语“discursus”。在拉丁语中，词头“dis”表示“穿越、对称、分离”，而词根“course”表示“线路”“行走”，合起来表示“四下走动”“到处跑”，引申为“话传到各处”。“话语”原本是语言学领域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书面或口头表达中一个大的语言片段”或者“使用中的语言”（Austin，2002）。语言学领域中的“话语”，在狭义层面上是指“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单位的语段（text）”，广义层面上是指“一切有意义的口头或者书面陈述”。“话语”，最初是一个纯粹的语言学术语，指的是一个能完全独立存在的语言单位，通常被视为一种规则明确、意义清晰而确定的言说。

20世纪以来，随着哲学的“语言学”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和本体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话语”因而被赋予越来越多内涵，其语言之外的“附加功能”逐渐地被突显出来。话语作为兼具“社会性”和“个人性”特征的符号，以社会交际手段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从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综合视角出发，“话语”是人们在特定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借助语言符号所进行的一种重要社会实践。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独立于个人意识之外存在，与历史、社会意识形态无关，这种看法遭到了巴赫金的尖锐批判。巴赫金认为，语言的重要性在于表达价值和意指他物，应当将语言研究置于整个社会背景之下，扩大研究视野，语言与外部世界不能分离，话语离不开人所生存的环境。他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历史性和意识形态性，指出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用语言制造社会现象，通过语言达到对社会的控制（巴赫金，1998）。西方话语理论的代表人物Fairclough（2003）认为话语始终与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话语就是作为社会实践的语言。所有语言、话语、文本等并非自有其意义，也不是被简单给予的，而是在现代制度场景中，通过大量的制度性实践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

中国当代话语理论从东方文化学术的角度出发，从反思中国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出发，提出话语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下的具体语言交际事件。话语是与语境或“实际生活”相关的语言活动，更简单地说是“实际生活中的语言活动”（施旭，2010:129）。说话人根据特定的语境有策略地生成语言活动，听话人根据特定的语境有策略地理解语言活动。从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综合视角出发，施旭（2010）把“话语”大致界定为人们在特定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借助语言符号所进行的一种重要社会实践。理想的话语研究应该在问题意识的指引下，立足话语的基本属性、功能和特征，综合运用各门学科中的多种理论与方法，从整体上把握话语的生成、流通和消费过程。将话语研究与危机传播研究相结合，正是从现实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出发，通过话语研究的方式向人们展示危机传播的详细过程。

话语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概念，而是一个多元综合的关于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概念。话语不是孤立静止的，它存在于立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随着语境的变化而改变，又反作用于语境。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话语而存在。在现实语境中，话语是社会、文化、政治等建构的主导模式，许多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都通过话语来表现。

基于这样的理解，话语可归纳为三层含义（吴鹏、邹慧民，2010）：

首先，话语行为具有社会实践性，它和其他各种类型的社会活动一样，都带有明确的目的指向和价值判断，都可以产生丰富的社会语用效果。例如，近年来逐渐进入学者视野的危机传播话语研究。学者开始关注汶川地震、“三鹿奶粉”事件、“甲流”事件等危及人们生命安全的重大事件所产生的一系列国内外反应。

其次，话语不能脱离语境而单独存在，语境因素控制着话语的生成，同时，话语的各种概念意义、社会意义和人际意义只能在语境中被理解和诠释。例如，中美媒体对于同一危机事件报道中的言辞差别，必须在各自的政治、经济等意识形态背景下进行分析和理解。

最后，语言符号是话语的主要形式，对语言结构和表述方式的细致考察理应成为话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世界是话语陈述的对象，话语不仅产生知识的对象，它也是整个社会科学范式下的知识生产。社会科学通过批判来认识世界，批判是探索事物的思维方式，是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度阐释和领会的研究方法。话语研究的复活，预示着语言研究的话语转向。考察西方媒体中“中国制造”国际形象37年的变化过程，是基于对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制造业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认知和了解，希望深入挖掘“中国制造”受污名化的历时演变过程。同时，对“中国制造”危机传播话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是出于对中国多年以来频遭西方媒体污名化和危机反应严重滞后这一社会现实和经济问题的切实关注，希望以此架起话语研究与危机传播、国家形象维护等多门相关学科之间的理论与方法桥梁。

二、话语观与话语研究

（一）结构主义话语观

话语分析开始是对西方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种挑战和补充，即语言理论研究还应包括对语言使用情况的研究，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现实中的语言活动。

20世纪中叶，会话分析的倡导者Harris（1952）指出，由于语言并不是由任意无序的语句排列而成，而是以连贯的话语为形式有条不紊地结合在一起，所以话语分析的基本任务就是寻找句子与句子之间在形式上的对等关系。他将这些分布结构总结成一种语法，以解释话语的生成过程。虽然受限于形式关系，对等结构的研究并不能解释意义之间的关联，但是Harris最先指明了话语分析的重要方向。

Coulthard讨论了口头话语，内容包括言语行为与会话、会话分析、语调和文学话语分析。研究对象虽然以口头话语为主要形式，但是却主要集中在文学口头活动，即作品人物的言语行为。由于话语研究语言的使用，他在著作中将“话语”与“语用”紧密结合，尤其关注在对话及协商环境下参与者对意义的理解，并强调这个过程是互动的——既可能是话语中的交互过程，也可能是阅读与写作中的非交互过程。他指出，对话分析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强调组织和包装，另一种是强调社会关系与互动。可见，语言交际的形式一般不是单个的、孤立的句子，而是与一定语言环境相联系的语言整体，也就是言语或话语，包括句群和语篇，并且具有语篇的一般特征，比如连贯性或者一致性等。而这种连贯的话语是话语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话语理论以话语或语篇分析为主体，也就是说，话语修辞建立在这种话语分析的基础之上，体现在语篇分析的过程中。话语本身就是修辞。话语组成、话语切分、话语综合、话语信息等都与修辞密切相关。

（二）功能主义话语观

Austin（2002）提出了“说话就是做事”的重要命题，为功能语言观提供了哲学基础。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构成了语用学的主体，从哲学和逻辑的层面发展为具有普适性的交际理论。Van Dijk（1972）从语义和语用的角度探讨语篇和语境的关系。De Beaugrande和Dressler（1981）在多种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形成语篇的七条构成性原则和三条调节性原则。Leech（1983）也采用了功能语言观，从交际和修辞学的角度研究语用原则。Brown和Yule（1983）从语言的交际观出发，结合语篇、语用和认知等方面的成果考察意义的生产和解读。Stubbs（1983）的研究以语言学为基础，同时结合人类交际学的原则，研究在自然条件下产生的连贯话语。一部分学者从新闻话语中的言语行为出发，考量新闻话语作为交际实践的交际原则、语用策略的问题（Tirkkonnen-Condit，1996；Ansari & Babaii，2005）。这里的“交际”是指由一系列言语交际行为交织而成的网络化意义系统。“交际”是一整套统一的元素：它们被置于同一语境下，服务于共同的交际目的，享有共同的话题，包括了相同的话语参与者（他们使用相通的语言表达形式，保持着一致的说话口吻，并且遵循相通的交际准则来行事）。这体现了人际沟通的语用规范性。

（三）批评话语分析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话语批判方法，以语言学为依托，不仅是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当前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研究方法。话语批判方法把语言作为载体来观察和分析社会，通过现实话语的实证分析来诠释话语主体的权力关系。与纯粹形式或功能研究的话语分析不同，带有批判性视角的话语分析将话语视作维持权力、巩固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实践（Van Dijk，2008）。这种批判方法具有微观层面特征、宏观结构特征，以及文本、话语或是语境特征，主张通过细致的语言分析和社会分析来揭示各类话语实践中隐含着的社会歧视和不平等的“合理化”社会现象。从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角度，揭示这些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为话语分析学展开了新的视野，把语言看作“一种介入社会秩序的永恒力量”（Chouliaraki & Fairclough，1999：9），把语言研究的实用性和对社会研究的批判性推向一个崭新的平台。

话语是一个充满了意识形态内容的载体，它应被视为一种世界观，甚至是一种具体的意见。它能保证在意识形态生活的所有领域中使人们最大程度地互相理解和沟通。意识形态不是信仰和态度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能够控制其他社会认知（如知识、态度、偏见等）产生、转变和应用的一个复杂和抽象的认知框架。“它是那些能够用来建立、保持和改变社会权力、控制和剥削关系的世界某方面的呈现”（Fairclough，2003），“是某一社会群体的社会呈现的基础，是为该群体提供社会态度和信仰基本原则和原理的心理结构”（Van Dijk，2004）。它不仅控制着整体社会文化知识的发展、结构和应用，而且间接影响着个人对于所属群体和群体成员的话语和其他互动形式的认知。话语分析的主要任务，就是透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遮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生活过程中重现、诠释或解读文本与话语的真实意义，使人们意识到构成它的社会力量和利益，认识到介入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了解它对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的影响，理解话语在文化的和社会的变化过程中的作用。从话语批判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在话语中呈现为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对话语权利的控制。这种呈现消除了话语的神秘性，奠定了对文本中具体意识形态的解读（胡东平、易来宾，2009）。

话语批判关于语言的论述，使得语言学家们不再单纯地把语言视为一种传播媒介，而是更注重语言的社会实践性，注重其直接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的务实性。Fairchough把话语分析分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研究向度：任何话语实例都被同时看作一个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实例。作为一种生产实践，话语是社会活动的相对稳定形式。社会实践中社会生活的生产必有部分的话语生产（Chouliaraki & Fairchough，1999）。从社会实践来理解话语，主要是强调社会文化，包括话语文本的意识形态属性、话语事件的发起机构和环境，话语事件维持和重建权利关系等问题。Fairclough（2003）把话语引向社会实践向度的做法体现了他的话语理论中的务实性。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话语是社会实践的形式，是社会实践的符号成分。话语分析重在批判性地看待社会结构在话语中的再生产问题，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语言结构和社会结构密不可分。话语首先置身于社会的大环境之中，话语的产生和对社会实践的作用是话语分析的首要任务，话语批判应当与社会文化重构和社会变化相结合。在这种背景下，话语不仅反映社会现实，而且折射社会现实。话语不仅成为社会权力斗争的焦点，而且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政党、社会机构、新闻媒体都在运用话语参与社会变革。话语生成于社会，并受制于社会结构。话语批判以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对话语（文本）的语言学分析来探索语言与社会的辩证关系。话语不仅在社会实践中产生，而且反作用于社会。话语批判源于对语言的社会历史化认识，即语言是历史、社会所共置的行动，本身为社会所塑造，同时又塑造着社会。

批判话语分析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所有对社会、政治关系中的权势、霸权和不平等的细致分析，以及对话语在立法和社会再生产，诸如性别、种族、民族、阶级或宗教等领域所起作用的关注，都将受到欢迎。随着我国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谐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领域如教育、健康医疗和艺术等部门都需被重新认识。另外，我们也意识到世界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西方霸权势力和对中国的偏见与歧视在话语实践中显现出来。话语批判理论及方法使我们能够加强对社会现实和变化的再认识，从而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实践和变迁之中。随着各种批评分析工具和方法的优化整合，以及越来越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研究者的参与，这些问题都有望得到解决。关键问题在于，批评话语分析还需要考虑到批评这个概念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可能具有不同含义。

（四）文化话语研究

话语分析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实践，它强调话语研究的内容和形式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种制约作用体现在文化为话语中的每一个词或概念提供了一种解释性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一种表达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群体中有着不同的语境意义（Gee，2005）。如今，面临新挑战、新机遇，西方传统话语分析模式不仅无法反映和服务国际社会多元文化的现实需求，而且给学术本身的发展与创新带来障碍。为了顺应新的研究形势，一批由言语交际、话语传播、思想文化领域的学者组成的群体在学术界异军突起，陆续发表一系列学术成果，这些论著以揭露“西方中心论”实质、转向本土问题研究、追求文化多元创新为特征，探索话语研究进行文化对话的基础与路径、文化发展的方向与策略，以及文化和解的理论与方法。文化话语研究是中国话语研究著名学者施旭（2005；2008；2009；2010）在中华文化资源和传统话语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和话语问题提出的用于系统研究当代中国话语现象的一套方法框架。

文化话语研究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学术背景。其基本理论预设和出发点是：人类各民族、各社群的话语不仅体现了不同的交际方式，而且它们之间存在着权势张力（竞争、合作、交错），因而没有普遍理论可以一概而论。由于文化传统、社会条件、学术实践的差异，各民族的研究模式也呈现各异的局面；不仅如此，这些学术体系同样存在权力互动的复杂情况。在当代国际社会话语秩序不均衡、西方话语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文化话语研究为话语秩序的未来走向做出了大胆预测：人类多元文化的话语体系在矛盾循环运动中将走向更高文明程度的平衡。施旭认为：首先，人类话语体系可以看作“家族相似”的聚合体，它们之间存在不相称的同一性，因此东西方话语是可以进行对话的；其次，多元话语体系处于相互渗透、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的动态变化之中；再次，不同话语体系间的权力关系并非永恒，而每一次人类话语体系的角逐都会走向更加公正和谐的新高度。那么，文化话语研究的目的，便是从人类和谐共存的文化政治立场出发，去发掘人类话语的文化特性，揭示人类话语的矛盾，指明人类话语体系走向共同繁荣的战略与策略。

文化话语观中的“话语”指的是言语交际事件或活动，由六个相互辩证联系的要素组成：听说主体、形式／意旨、媒介／渠道、目的／效果、文化关系、历史关系（与以往相关话语的关系）。可以说，社会生活主要是以话语形式构成和完成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外交、国防、科技、艺术、法律、宗教等。“文化”指特定团体进行社会实践的规则系统，涵盖思维方式、价值概念、交际策略、组织机构、社会关系、物质条件等；同时，它还体现在不同话语规则系统之间的权势张力上。因此，研究话语也即研究文化。文化话语研究突破了社会科学以西方男性白人为中心的樊篱，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使之成为话语研究的主体。这些学者揭露主流学术体系中“西方中心主义”的缺陷与弊病，挖掘东方社会面临的话语问题，突显东方话语社群的身份，开拓东方学术发展的方向。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既是文化话语研究多元体系的一分子，也是在其原则指导下的一种具体实践。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它是经由跨文化、跨历史对话，回应现实与学术需求而构建起来的一套学术话语系统，包括理论方法与问题框架，用以指导当代中国话语实践。

综合当代中国话语特点与传统学术理论，施旭（2010）提出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第一，整体全面地研究话语。话语研究不能只顾及目标话语事件本身，而应当结合其他相关话语和非话语事件；不能只从言语生成者角度分析，而应考虑言语接受者和对话者的感受；更不能将话语分解成支离破碎的片段，而要将话语事件和我们可以获知的相关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其中的关系。第二，辩证统一地研究话语。即，反对一分为二地进行简单、片面的分析或评判，要在注意话语事件中各种差异和区别的同时，看到这些差异与区别之间的联系、渗透和转化关系，也要看到它们所形成的复杂现象。第三，理性与经验并用。在运用具体事实与数据，严格、系统地推理得出结论的同时，要视具体情况用经验、体会、想象提出较为宽松的认识和观点。第四，本土与全球、东方与西方价值观并用的原则。这是指对话语的评价标准应该采用人类普遍认同的标准，打破以西方为核心的评判标准。第五，话语与人生循环对话。即，话语既是一种客体，同时还是对话的主体。在做描述、定义、分析、解释和评判的同时，也应看到话语分析是话语与研究者之间的话语。第六，表述清晰，论点有据。在跨文化的高层面上做到表达清晰，论点或观点具有令同行能够接受的依据，同时，评价应该具有明确的标准。

在提出文化话语研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施旭（2010）明确指出文化话语研究的七个具体范畴：（1）话语主体及相互关系：谁（不）在说话？（不）说给谁听？其相互社会关系如何？（2）话语内容：（不）说什么？（3）话语形式：如何说的？为什么不那样说？（4）话语媒介语交际秩序：（不）用什么媒介？交际秩序如何？（5）话语时空：话语主体如何把握话语的时间与空间？（6）话语的历史、文化关系：与传统和不同文化有何关系？（7）话语目的与后果：有什么目的？有什么后果？这些研究范畴实质上是对话语事件全过程的概括。

与其他话语观和研究方法相比，文化话语研究能够切实将各种语境因素融入话语分析之中，较好解决传统话语分析存在的语境分析与话语分析相互脱离的状态。这种方法同时帮我们从宏观层面看到话语与社会、文化和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本研究借助文化话语研究方法，结合“中国制造”危机事件传播的具体语料、话语案例和话语实践问题，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媒介、话语方式、话语效果等多个方面分析“中国制造”危机事件中各方话语主体的沟通和对话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