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闻话语

一、新闻话语的基本概念

新闻话语首先由著名话语分析学家Van Dijk于20世纪80年代正式提出，并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的推动下，逐步受到语言学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国内大部分研究者都采取一种动态、宏微观相结合的新闻话语研究范式，从互文性、新闻标题、新闻修辞等视角出发解构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辛斌、李曙光，2010；胡曙中，2009）。新闻话语一直是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批评语言学认为，新闻报道从来都不是完全客观和中立的，新闻媒体总是从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来报道新闻事件，并促进和巩固意识形态的再生产（Fowler，1991）。研究新闻话语的表征，不仅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新闻话语如何表征和建构现实，还能够解释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Kuo & Nakamura，2005；Wu & Ng，2010；辛斌1996；2005）。批评话语分析认为，新闻话语不是对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以新闻生产者所期待的方式来“表征”和“建构”现实，并为特定群体的利益服务。新闻话语主要通过文本生产过程中各个层次的选择来实现，其中包括信息的取舍、前景化和背景化，以及表征事件的过程种类和范畴的选择等。不同的文本在词汇语法结构的选择上，通常会呈现系统性差异，这些差异往往能够体现对立的话语，并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Fairclough，1995）。新闻话语表征分析的目的在于，探寻新闻话语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所做的选择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因。

从广义上看，新闻话语是指新闻语境下的社会实践方式，它不仅包括新闻语言，还包括新闻来源、新闻情景因素、新闻主体身份等各种新闻交际语境要素（Van Dijk，1988：2）。以新闻话语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对比分析来讨论建构话语所使用的策略（Pan & Kosicki，1993），从而判断新闻框架的类型，这是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传播学研究关心新闻的文本，从关键词、消息来源、语料选择、感情色彩、修辞手段，以及句法结构、情节结构、主题结构和修辞结构（Pan & Kosicki，1993）等方面来分析。新闻话语影响着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语篇中的意义生产和理解，社会建构性是新闻话语的重要特征。根据Harbermas（2006）的研究，新闻话语的社会建构性主要表现为两个特点：（1）社会表征性，即新闻话语反映了新闻撰写者、评论员与新闻读者之间的交际与互动，受特定社会意识形态与言语习惯制约；（2）微观政治性，即精英主体利用新闻媒介有效说服或影响群众，进而解构该群体所建构的“社会事实”。这种在一定交际目的驱动下的“社会事实”，经过新闻主体的一系列精心“策划”和“安排”，会对信息接受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新闻语境中，这两种特征都借助一定的语言结构形式（词法、句法特征）、各种宏观形式结构（主题、图示等）和修辞结构加以表征。两者也分别反映了新闻主体在新闻机构语境制约下的态度和策略。

二、新闻话语的研究范式

Tirkkonen-Condit（1996）提出新闻主题的论辩立场直接影响并决定新闻话语最终的意义建构，因此，他提出了相应的新闻文本规则：情境、问题、解决和评价。Maddalenaa & Belmonte（2011）根据该框架，结合新闻评论话语的论变特征，提出了新闻话语遵循的“作者-读者”交际互动原则，即核心性原则和随从性原则。前者指作者使用一定的修辞句式引导读者识别作者的意图，具体策略包括情境、负面评价、正面评价、中立评价、规划、解决、推论、扩展和补充。后者指作者为了使读者信服而采取的各种修辞手段，包括合理化、解释、阐释、距离、比较、元话语评价等。

同时，语言学家逐渐开始关注新闻语篇的社交语用功能：人际沟通功能、评价功能、论辩功能。例如，Charteris-Black & Ennis（2001）、O'Mara-Shimek等人（2015）立足于社会认知视角，借助社会心理图式结构，分析新闻话语中的“股市崩塌”隐喻与媒介态度的关系。Smirnova等人（2009）结合浮雕理论和论辩理论，探讨引语、转述语等在新闻话语中的论辩功能。这说明，新闻话语的语篇功能分析已逐步从语言内部词句功能分析转为更为整体多面的语境话语功能分析。大部分功能语言学研究者立足于语篇生成的意义表征系统，研究新闻报道中的引语等结构、名物化、被动化等语法特征，探析新闻语篇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Bell，1991；Bednarek，2006；Caple，2010）。这种新闻语篇分析的路径，打破了传统转换生成语法、新闻文本分析范式的束缚，将语言结构与意义放在社会语境中，使新闻语篇的意义建构分析更为系统。

随着社会符号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新闻文本与视觉、听觉等模态的复合型研究逐渐增加，多模态分析方法成为近年来语言学界出现的另一种视角。在功能语言观看来，话语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可归结为符号分析。功能语法和社会符号理论的结合促成了多模态话语分析，将文本的疆界拓展至图形、图像、超文本等多种符号类型。多模态读写（Kress & van Leeuwen，2001）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愈来愈不可或缺的意义交流方式，因此这一拓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功能维度的话语分析，研究对象已经延伸到功能、意义和语用层面，但仍处于语言学的研究框架之中。多模态分析学者借助视觉符号分析软件，关注新闻话语中图像、图表、声音、色彩等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的意义共建机制。Van Leeuwen（2008）立足新闻话语的社会符号学分析，构建了一套语言模态与视觉模态、听觉模态等意义共建的分析模式。Oyebode & Unuabonah（2013）借助Van Leeuwen（2008）的多模态交际行为理论，对尼日利亚西南地区两家医院的艾滋病宣传页中的多模态交际行为进行分析，总结了指示、建议、猜疑、鼓励、警示和告知这六大类别。Bednarek & Caple（2014）认为新闻话语中的主题和新闻事件都是通过多模态手段构建其新闻价值，例如英国报纸中关于穆斯林群体的新闻报道中存在“否定性新闻价值”的预设。这种分析内容、分析工具的多模态化趋势为国内语言学者的新闻话语功能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在新闻语境中，新闻主体（如主持人、记者、编辑等）除新闻事实、新闻价值等机构因素的制约之外，还受到社会文化语境、情境、主体身份等因素的制约。当他们就某新闻事件表达观点、态度、立场时，会遮掩真实的交际意图、改变该事件的舆论中心，从而引导受众支持或反对某一社会行为（Tirkkonen-Condit，1996）。这体现了新闻话语的另一重要特征——劝服性。这种劝服性的言语交际过程和语用效果也是新闻话语分析的要素之一。因而，新闻话语就是一种发生在新闻媒介主体和受众之间，以解决双方意见分歧为目的的语言的、理性的、社会的言语交际互动（Ietcu，2006；Van Rees，2007；Maddalena & Belmonte，2011）。它不仅具备语言表述功能，还具备论辩功能、人际关系管理功能。这与新闻话语的社会建构性特征一致。

国内新闻话语研究开始于21世纪初（辛斌，2000；胡曙中，2009；辛斌、李曙光，2010）。从研究内容和方法来看，目前国内新闻话语研究主要运用语用学、认知语义学、功能语法理论，从语言结构角度分析新闻语言本体，阐释新闻语篇的语法特征、互文特征结构和意义。由于批评话语分析受到多种语言学派的影响，因此对新闻语篇的批评性分析中也使用了多种语言学理论，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及其各分支理论，如评价系统理论。此类研究内容丰富，涉及话题广泛，主要包括互文性分析、对话性分析、转述言语分析。例如，辛斌（2006）对《中国日报》和《纽约时报》中转述言语的分布特点和语用功能进行考察，认为转述言语的功能与性质因语篇类型和语境情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体现了不同社会意识形态。李曙光（2006）研究了新闻语篇中的对话性，认为语篇类型不同，对话型所赖以实现的语言资源也存在差异。国内有学者以批评话语分析为理论基础，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三个维度，考察新闻标题的话语互文性特征，阐释其生成与认知机制，并解释话语实践中新闻标题互文性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赖彦，2009）。从情态语言资源的角度出发，黄敏、李兰（2003）在结构、预设、会话原则、指示词等方面，对比分析中美两则同话题新闻报道。王欢、王国凤（2012）借助评价理论，分析英语硬新闻中的态度铭刻和态度标记。胡蝶、辛斌（2013）以《中国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为例，对中美报纸硬新闻中的时态非连续性间接引语进行对比，指出被转述语中的动词时态与事实语境或说话者的转述意图相关。目前，新闻话语的对比研究是国内一大热点，大部分研究以汉英新闻文本进行对比。胡曙中等人（2009）从话语修辞角度分析新闻评论话语的交际效果，探讨信息表达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主体互动关系。这类研究关注了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新闻话语特征和策略，具有跨文化的比较性视野。还有部分学者从硬新闻、软新闻、新闻评论等不同体裁话语出发，总结某一类新闻话语的语言形式和交际特征。例如，黄勤、龚梦南（2014）对英语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话语中的元话语进行对比，他们认为引导式元话语使用频率均高于互动式元话语。

大部分新闻话语分析学者以关注意识形态为中心，分析语言与权力的关系，揭露其背后所隐藏的身份建构（Van Dijk，1988）。这类研究利用新闻文本的微观语法结构、交际活动领域中的语境信息、社会情景因素和人类记忆中的各种知识表征体系，对新闻话语的产生和理解做出社会心理层面的解释，使话语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变得更为合理和有效。国外新闻话语研究开始于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后在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推动下得到进一步发展。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主张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出发，探讨新闻话语的功能，分析新闻话语中隐藏的社会意识形态、主体身份构建、揭示精英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与系统功能语法分析路径不同，批评话语分析偏重于主观因素的介入，如社会主体、话语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他们以重大社会事件为切入口，探索社会主体如何利用新闻话语影响公众舆论、引起社会变革（Van Dijk，1991；Fairclough，1995；Scollon，1998；Wodak et al.，1999）。其中，殖民地国家或地区的民族身份、社会性别身份等是十几年来国际新闻语言研究者尤为关注的重要话题（Harding，2006；Tollefson，2014；Zhang，2015）。Zhang（2015）批判了西方媒体话语中所标榜的“舆论自由”、“社会民主”和“新闻事实”。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以结构精英话语、推翻社会不平等为研究目的，关注社会现实。但也有学者对此类批评话语研究的标准提出质疑。例如，Baker和McEnery（2013）认为批评话语分析存在主观价值预设问题，并提出基于语料库的新闻话语分析。Martin（2010）针对权力观的消极性，提出积极话语分析范式。

总体而言，国内动态、宏观-微观相结合的新闻话语研究逐步取代静态、微观的新闻语言本体研究，跨文化交际、修辞等新的研究视角逐渐突显，新闻话语的内在合理性和外在交际有效性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例如有些研究借助语料库、多模态等分析新闻话语（钱毓芳，2010；刘明，2014）。邵斌、回志明（2014）从实证角度探索西方媒体对“中国梦”的解读、评价和话语建构，证明了西方媒体的负面态度。此外，身份研究是从语用学入手对话语进行研究的一个视角，有学者从语用身份论出发来探讨新闻标题中的主观性问题，解释主观性语言背后的深层语用动因。如杨娜、吴鹏（2012）分析《纽约时报》中国妇女形象的身份构建，揭露话语背后隐藏的消极立场。

三、新闻话语研究的主要局限和发展趋势

从已有文献分析来看，目前研究重点主要是意识形态，较少关注话语实践的其他维度。实际上，话语实践是一个普遍的现实存在，从整体观探讨话语的各个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容易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话语是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的言语和非言语符号共同作用的社会事件（冯捷蕴，2013），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的言语交际事件，呼吁研究者关注的范畴包括言说主体、内容形式、社会关系、媒介使用、目的／效果、文化关系、历史关系（施旭，2013）。如果只考虑话语中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就可能忽略话语实践的其他重要方面。忽视语境考察，也是当前定量文本考察的问题之一。在具体的语言使用中，同一个语言形式可能表达不同的功能。如果局限于文本数字化的统计分析，脱离语境，就会造成结果失真。兼顾考察“文本空间”和“语言环境”，否则会削弱研究的解释力。

话语研究者超越单纯的语言分析和话语理论思辨，立足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等领域的现实问题，并进一步考察、剖析话语对这些现实问题的构建方式，通过话语研究来参与社会实践。话语研究的现实和实践意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是话语研究者同时关注的问题。由于现实问题涉及语言、心理、社会、认知、历史、文化和传播等多重领域，单一的结构性话语分析已不能应对话语社会实践中遇到的各类复杂问题。因而，以跨学科为导向的话语实践研究已成为话语研究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基于计算机分析技术的语料库方法能够克服传统话语研究仅针对单个或少量文本开展的局限性，语料库分析方法能从看似凌乱的大量话语文本中提取共性特征和个性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单纯话语分析的主观性（Baker，2007）。结合语料库话语研究方法已形成了文本分析、批判分析和语境分析三条相互交叉的研究路径（Hyland，2009：20），并体现在话语研究的各种议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