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情绪对转换的影响研究概述

人类根据不同的环境需求，确定适当的反应，调节自身行为的复杂认知过程称为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认知灵活性的重要成分是任务转换，通常用转换代价表示，转换代价的大小能充分反映认知灵活性的大小。情绪的重要作用就是可以促进或干扰个体的认知。一般对正常个体来讲，正性情绪可以促进个体的认知能力，例如，对信息的注意广度增强，记忆内容增加，提高认知灵活性。而负性情绪可以阻碍个体的认知能力，例如，正常个体对负性信息的注意广度减小，降低认知灵活性。以下分别从情绪状态、情绪信息、情绪反馈方面评述情绪对转换的影响方面的研究。

一 情绪状态对任务转换的影响

任务转换过程涉及对前一任务的注意干扰抑制、对后续任务的准备状态、对新任务的任务重置等过程。情绪状态可以通过影响个体对相关信息的注意状态、对预期任务的准备状态，从而减少或增加个体的功能固着行为，影响个体的认知灵活性。

情绪状态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注意广度，进而影响个体的任务转换能力。研究已发现积极情绪状态可以增加注意广度，消极情绪可以减少注意广度。大多数的研究通过指导语诱导被试在完成实验之前想象特定的愉悦或悲伤的场景，或欣赏7分钟左右的正性或负性的乐曲，或者观看能引起愉悦、悲伤或愤怒情绪的视频片段诱导被试产生特定的积极或消极情绪状态（Ashby，Isen & Turken，1999）。Fredrickson和Branigan（2005）的研究发现，个体在正性心境下对涉及分层信息的整体—局部任务中对整体刺激特征的注意更多，在正性心境状态下能产生更多的分类，并且完成转换任务时更容易（Dreisbach & Goschke，2004）。而消极情绪则恰恰相反，消极情绪状态下，个体的注意会被分散、分类流畅性降低、难以产生新想法，这可能是因为个体在消极情绪状态下，更偏重于注意目标的细节特征以及外在环境的变化（Gasper，2003；Van Wouwe et al.，2010）。例如，Fredrickson（2005）采用电影诱发被试的快乐、满意、愤怒、焦虑共四种情绪状态，并且由中性条件作为控制条件，然后用整体—局部性知觉加工任务和想法—行为事件来评估被试在不同情绪状态下的注意范围和行为意愿，发现在两种积极情绪状态下的被试比中性状态和负性状态被试的注意范围广、计划要做的事件多。该研究说明，情境性的积极情绪可拓宽个体的注意范围、增加个体从事计划任务的能力，而消极情绪缩小个体的注意范围、降低个体从事新任务的能力。消极情绪可以促进认知和情感冲突加工过程（Zinchenko et al.，2015；Zinchenko et al.，2017），如负面情绪可能会通过增加对目标刺激的注意广度、减少与任务无关的情绪干扰完成情感冲突过程的加工（Zinchenko et al.，2017；Eysenck et al.，2007；Fredrickson et al.，2005）。王艳梅、郭德俊（2008）通过两个行为实验考察了积极情绪图片所诱发的情绪状态对任务转换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在与中性条件相比时，积极情绪促进任务转换，消极情绪延缓任务转换，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的注意广度较大，有足够的认知资源对随后的任务进行准备，减少个体的功能固着行为，促进任务转换，提高认知灵活性。情绪状态通过影响个体的注意，进而影响个体的任务转换。消极情绪会阻碍任务转换可能与以下观点有关：人类的大脑存在一个“恐惧模块”，这个模块对威胁性刺激进行选择性的优先加工，促进认知控制（Öhman et al.，2001；Carretié et al.，2004）。积极情绪能促进任务转换，减少转换代价可能是由于个体处于积极情绪下，能够通过激活扣带回调节对任务的注意广度和认知控制机制产生更多的问题解决方案（Subramaniam et al.，2009）。

情绪状态影响个体的记忆，而个体对信息的记忆能力又可以影响个体对随后任务的预期准备状态。积极情绪状态促进个体对信息尤其是积极信息的编码和提取，负性情绪状态阻碍个体对信息尤其是积极信息的编码和提取。通过音乐和图片诱导被试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对个体不同心境状态下的记忆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积极情绪下，个体对积极信息的编码和提取增多，消极情绪状态下，个体对消极信息的编码和提取增多（Lewis，2005）。而Tharp等（2010）的研究发现，工作记忆广度大的个体任务转换过程中的转换代价小于工作记忆广度小的个体的转换代价。Kiesel等（2010）认为，预期准备状态是线索编码和记忆提取的双重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情绪状态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记忆，造成不同的预期任务准备状态，进而影响个体的任务转换。

情绪状态通过扣带回的激活影响任务转换代价的大小。第一，情绪状态可能触发个体对不一致信息的执行控制功能，从而促进任务转换。Kanske和Kotz（2011）的研究发现，当个体对情绪刺激进行加工时，腹侧扣带回、背侧扣带回与杏仁核的功能连接加强。积极心境可以通过扣带回的激活增强冲突应对能力（不一致试次下的竞争性反应），提高执行控制能力，促进任务转换（Subramaniam et al.，2009）。第二，扣带回与选择性注意资源的分配密切相关。神经影像学的研究证实扣带回的激活参与到任务转换过程中目标刺激的定向和选择，但并不参与重复任务中靶刺激的激活（Petersen et al.，1998）。第三，扣带回的激活可以克服功能固着，调节任务转换和任务重复。在经典的色词Stroop研究中，个体在对不一致信息进行反应时的扣带回激活比对一致信息进行反应时的扣带回激活更明显，另一种可能是扣带回可以通过克服不恰当的优势反应来调节转换任务和重复任务。例如，经典Stroop研究中发现，个体在完成色词任务时，对不一致信息进行反应时大脑的扣带回会明显激活（Bench et al.，1993）。王艳梅、郭德俊（2008）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在消极情绪下，前扣带回的多巴胺水平不升反降，致使前扣带回没有出现显著激活现象，损害了任务转换，但积极情绪下个体在完成任务转换时的前扣带回激活显著高于在中性情绪下完成任务转换时的扣带回激活水平。因此，研究者认为，在积极情绪与前扣带回的多巴胺水平升高密切相关，能够促使前扣带回的激活，从而促进任务转换。但消极情绪与前扣带回的多巴胺水平的激活也密切相关，只是消极情绪会使多巴胺激活降低，最终前扣带回激活不明显，不利于任务转换的完成。这说明反映情绪状态对任务转换影响的重要指标是扣带回的激活。

情绪效价能直接影响个体的任务转换。Clore及其同事（2000）认为积极情绪状态下个体可以自由地探索新事物、新信息，而消极情绪状态下个体能迅速意识到危险，关注自我防卫。例如，Fredrickson（1998）认为，积极情绪会拓宽个体的注意广度和思维行为模式，摆脱思维定式，产生探索新事物的需求，使个体尽可能地关注新事物、增强个体的创造性，提高个体的认知灵活性。Forgas（2002）的研究则认为，积极情绪能够促进个体的信息加工过程，尤其是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方式，并且主要采用图式型的加工方式，不断整合外部信息，而消极情绪则能够促进个体对外部信息的注意，基于安全的需要，对外部刺激进行分析，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分析型的信息加工方式。总之，积极情绪状态促进个体主要以同化的方式加工外部新异刺激，而效价情绪状态则基于进化的需求，从安全的角度促进个体对外部环境的适应（Fiedler，2001）。Hsieh和Lin（2019）通过诱导中性、积极和消极情绪考察个体在不同情绪状态下的任务转换，结果发现，消极情绪下个体的任务转换代价增加。

二 情绪信息转换的研究

目前，有关情绪信息转换的研究发现不同效价的情绪信息转换产生不同的转换代价。Li Qu和Philip David Zelazo（2007）采用两个实验研究情绪刺激对3岁儿童的规则应用能力的易化（Facilitation）作用进行。实验一采用DCCS实验范式，标准DCCS为红色和蓝色的兔子和船，分类任务为判断颜色和形状；改进的DCCS为情绪面孔图片（高兴、悲伤），分类任务为判断性别和情绪效价。结果发现情绪刺激可以影响个体的规则应用能力，对情绪刺激的性别判断和情绪效价判断任务的转换代价小于标准的颜色判断和形状判断的转换代价，实验二对改进DCCS范式下的情绪面孔细分为高兴、悲伤和中性，判断任务为年龄（成人、儿童）和性别（男、女），其余同实验一，结果发现只有正性情绪面孔的任务转换时间少于标准DCCS任务转换时间。该结果说明正性信息可以提高个体的认知灵活性，并且这种现象在特殊人群中也存在。Deveney和Deldin（2006）采用威斯康星卡片任务对抑郁个体的情绪信息转换加工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抑郁个体与正常个体相比在完成情绪信息转换加工任务时产生更多的错误反应。Lo等（2011）的研究也发现，抑郁个体与正常个体相比，在完成情绪信息的注意转换任务时反应时更长，而在中性信息的转换任务时不存在困难。

当两类不同效价的情绪信息进行转换时，当前任务信息受前一任务信息的影响。Paulitzki等（2008）的研究采用交替转换范式尝试对负性和中性任务之间进行转换，负性刺激材料为32张彩色蜘蛛的图片，中性刺激为奇数或偶数数字。任务A为判断蜘蛛为“多毛的”还是“光滑的”，任务B为判断数字为“奇数”还是“偶数”，研究者同时测量了被试对蜘蛛的恐惧程度，结果发现害怕蜘蛛的被试对威胁性任务的卷入程度较高，同时较难以退出威胁性任务，简单讲就是被试对一项任务的转换能力取决于另一任务的情绪卷入程度，而对恐惧蜘蛛的被试来讲，当上一任务为威胁性任务时，个体转入另一数字判断任务的平均反应时要长，上一任务为数字判断任务时，个体转入威胁性任务判断的平均反应时短。但Paulitzki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该研究采用的被试为特定对蜘蛛存在恐惧情绪的被试，该类被试会对特定威胁信息产生过多加工，导致对数字判断任务的加工产生这种不对称性。其次，该研究的中性信息为数字，数字与恐惧图片的知觉特征不同，加工过程本身也可能存在差异。最后，该研究采用数字判断任务和威胁刺激判断任务之间的转换，数字判断任务和威胁信息判断任务的任务强度可能存在差异。这种设计难以说明威胁信息判断任务和数字任务判断的转换代价的差异是产生于两类任务的强度差异，还是负性、中性两类效价的转换代价的差异。而以往研究发现发现，任务强度是转换代价“非对称效应”产生的条件（Finkbeiner et al.，2006；Costa et al.，2004），正性信息与负性信息的转换代价也存在显著差异（Leleu et al.，2010）。例如，任务强度会影响双任务之间的转换代价。研究已发现，当个体在两个强度不同的任务间转换时，由复杂任务转向简单的地位的任务所产生的转换代价高于由简单的任务转向复杂任务所产生的转换代价，这种现象称为“非对称效应”（Allport et al.，1994）。双语研究中发现，相对于外语，母语是一种优势语言，当个体完成外语任务时，需要抑制母语任务的激活。由于母语比外语更易激活，因此，个体需要更多的资源抑制母语。而个体完成母语任务时，则不需要过多的资源抑制外语，因此个体在从母语任务转向外语任务时需要的转换代价与从外语任务转向母语任务时的转换代价不同，产生非对称效应。不过，如果个体的外语熟练到几乎等同于母语时，这种非对称效应便不再存在，这可能是因为在熟练应用外语的个体中，母语和外语已不存在难度差异了（Costa et al.，2004；Finkbeiner et al.，2006）。Yeung和Monsell（2003）采用Stroop范式对个体在字词阅读和颜色命名任务的转换研究中也发现了转换过程中“非对称效应”，但他们在研究中发现，该效应并不稳定，例如，如果延长字词阅读的时间或者减少反应阶段的干扰，该“非对称效应”将发生逆转，他们认为延长呈现时间或者减少反应干扰都会导致两类任务之间的干扰减小了，故“非对称效应”的产生必须满足保持两类任务之间的干扰足够大这一条件。因此，Yeung和Monsell（2003）提出了“非对称效应”产生的任务启动模型，该模型主要包含两点：“非对称效应”的产生需要前一任务对后一任务产生持续的正启动；两类任务之间存在任务强度的明显差异。Leleu等（2010）的研究考察面孔熟悉性和情绪表达判断两类任务的转换，结果发现情绪表达和面孔熟悉性任务的转换均可受对方任务的影响，当情绪表达影响熟悉性辨认任务时，高兴的熟悉面孔所需时间较少，而熟悉性影响情绪表达时，负性的不熟悉面孔的错误率较低，这说明先前任务性质会影响当前任务的完成情况。抑制控制理论认为，当一个任务完成，一个新的任务开始时，已经完成的任务将对当前任务产生干扰，个体要顺利完成当前任务，需要有效抑制之前已完成的任务（Mayr et al.，2000）。根据该理论，先前任务是负性任务，个体转入中性任务时，需要更多资源抑制先前负性任务的干扰，从而导致个体的转换代价增加。

以上研究说明，情绪信息转换表现出明显的效价效应特点：相较于中性任务，个体完成情绪任务时所产生的转换代价更小，并且正性任务的转换代价小于负性信息的转换代价；当两个不同的效价信息进行转换时，前一效价信息会影响当前效价信息的转换。在特殊人群中，这种由情绪效价导致的转换代价的差异也同样存在，例如，恐惧个体和抑郁个体在完成负性信息转换所需的反应时间更长（Paulitzki et al.，2008）。

个体的转换除受到情绪状态、情绪信息的效价的影响之外，还受到个体任务完成后的反馈结果的影响。关于任务转换的反馈水平的研究多采用反转学习范式（“Reversal Learning”范式），该范式可以考察两个成分：编码成分和转换调节成分。编码成分主要是通过个体学习特定的刺激—反应联结（如中性刺激与奖励反馈会惩罚反馈相连）来实现，转换调节成分则反映了个体开始转向新的刺激—反应联结（如“情绪反馈”意味着个体改变原有的奖励刺激，学习新的奖励反馈）的过程，该过程体现了个体的转换能力。实验开始后，被试会在电脑屏幕上看到两张中性面孔，实验要求是猜测哪张面孔将变为高兴表情，如果被试猜对哪张中性面孔将变为高兴表情，随后的反馈中，这张中性面孔会表现为高兴表情。这个过程反映了面孔编码成分。持续4—8个正确反应之后，原先持续变为高兴表情的中性面孔将不再与高兴表情相连，此时，即产生反转，提示个体需要调节原来的反应连接，这个过程反映了面孔转换调节成分（Kringelbach & Rolls，2003；Robinson et al.，2010）。

三 情绪反馈对转换的影响

最常见的反馈结果为奖励反馈和惩罚反馈。奖励反馈即在个体顺利完成任务时给予奖品，常见如糖果、代金币、微笑面孔等。惩罚反馈即在个体没有顺利完成任务时给予撤销奖品、愤怒或悲伤的表情等。研究发现正性奖励反馈和负性惩罚反馈对个体任务转换的影响不同。Cools等（2002）首次对正常个体在完成预期反转学习任务时的大脑激活状况进行研究，该研究分离了刺激—反馈学习和负性反馈的大脑激活区域，研究结果发现，当个体停止对重复试次的反应并转向反转试次的反应时，腹外侧前额皮质和腹侧纹状体明显激活，但当个体的正确反应受到负性反馈时，腹外侧前额皮质和腹侧纹状体并未发现明显激活现象。这可能与奖赏系统和动机的脑区相连有关（Cools et al.，2002）。但是，该研究采用的刺激材料为非情绪刺激，反馈时采用的是简笔画面孔（抽象面孔）。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需要根据不同效价的情绪材料调整自身行为。为此，Remijnse等（2005）第一次采用情绪材料所诱发的神经基础作为基线水平，依托fMRI技术对反转学习任务的大脑激活特点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背侧前额、前额叶、OFC、岛叶和前额叶参与情绪信息转换（Affective Switching），并且正性和负性信息诱发的脑区活动存在差异。为进一步考察个体面对他人面部表情的变化调节自身行为的特点，Wills等（2010）对涉及面孔一致性和情绪表达的转换过程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刺激呈现375毫秒时，愤怒面孔和高兴面孔反馈涉及的转换过程开始分化。当反馈是愤怒面孔时，转换涉及的P3a的波幅降低，P3b的潜伏期延迟，在行为学上的表现即是个体面临愤怒面孔的反馈而不是高兴面孔的反馈时，个体的转换更难，持续时间更长。其他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结果（Kringelbach and Rolls，2003；Robinson et al.，2010）。以上研究结果说明，不同效价的反馈信息会干扰任务转换，具体来讲，正性反馈可以促进个体的任务转换，降低转换代价，而负性反馈（如惩罚）则可以阻碍个体的任务转换，增加转换代价。这可能是因为当个体面临负性反馈时，个体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来抑制负性反馈对当前任务产生的干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