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引来的疾病

阳明携自己的新妇由江西动身前往浙江时，已经到了弘治二年的十二月。这个时候，祖父王伦已经先行赶回了余姚老家。

就是在途经江西上饶的时候，阳明慕名前往拜谒了当地的大儒娄谅先生。在阳明的一生中，这次拜访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娄先生少有成圣之志，曾经游走四方，遍求名师，结果他非常失望地说道：“都是些徒有虚名的举子学罢了，不是身心学。”后来他又辗转听说江西临川的吴与弼是个圣人，遂去拜见，这一次果然没有令他失望。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这位吴先生对学生也是非常挑剔的。曾经有一个状元徐某想拜吴为师，由于吴与弼瞧不上，结果竟遭拒绝。而吴与弼一见娄谅就喜欢得不得了，当即收他为徒。针对娄谅个性豪迈、不治细事的特点，吴老师特别告诫他：“学者须亲细务。”

娄谅自立门户以后，便与自己的弟子们自食其力，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他曾经感叹儒家经典笺注太繁，容易使人迷惑乃至误入歧途，所以自己不轻率著述。尽管如此，他一生还是著有《日录》四十卷，《三礼订讹》四十卷，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娄先生一生拒不出仕，曾表明心迹道：“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便我出仕，又能何为？”

阳明在见到娄谅后，对方便以毕生所学告知面前这位好学多思的后生道：“圣人不是天生的，‘圣人必可学而至也’！”令新婚不久、踌躇满志的阳明大受鼓舞。

阳明来拜见的当日，娄谅已快七十岁了，而就在第二年，他便辞世了。娄老先生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宁王朱宸濠，颇有贤声，常劝宁王不要反叛朝廷，可惜宁王不听。宁王叛乱失败后，娄氏女自杀。参与平叛的阳明因感念娄老先生当初对自己的点拨，于是将他的女儿礼葬。

阳明夫妇从江西回到家乡以后，见到了早已对孙子翘首以盼的祖父母，全家欢喜非常。然而就在这之后不久，王伦由于年事已高，加之前些日子路途颠簸，结果一病不起，遂很快驾鹤西去。

阳明与祖父感情极好，这一次家庭变故，对他的精神打击也不小。为了慰藉自己的身心，他自然又记起了之前娄先生的那句“圣人必可学而至也”，于是开始认真钻研起宋儒的格物之学。

朱熹(1130—1200)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位集大成的儒家先贤，也是思想界长期无可动摇的权威，地位仅在孔、孟之下，被官方尊崇为“朱子”。但是由于当时科举考试的内容非常狭隘，主要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主，一般人对于朱熹的学说也很难窥其全豹。为了能透彻地理解朱子学说的大旨，阳明于是竭力搜求朱熹及其“考亭学派”的所有著作进行系统研读。

有一天，阳明读到朱子著作中有“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一句，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想到做格物的功夫。

祖父竹轩先生由于生性爱竹，所以他老人家便在家里种了很多竹子。竹是有灵性的，于是阳明便默对着竹子认真地“格”了起来。一连几天，他都静坐在一张蒲团上，只是对着竹子沉思默想，别人叫他，他也懒得搭理。阳明明白，圣贤之理就在其中，自己一定要将他“格”出来才罢！

可是还没等阳明有所顿悟，他就先病倒了，这忽而又令他产生了自我怀疑。于是阳明又想到，这样枯坐沉思绝不会让圣贤显灵，又无法让真知呈现，而且自己大概也是没有那个天分的，不如就放弃这做“圣贤”的痴梦吧！

然而等到阳明病愈后，他又忽而注意到，朱子早年曾出入佛老，其学问深受佛家华严宗的影响，而自己尚没有这方面的学问积淀，所以此事还急不来。况且圣人之教也不是白白参悟的，关键还是要能行才可以！

这第一步，应该就是要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宜再流于自我放纵。

渐渐地，阳明就不再像从前那样爱好兵事了。而在经受了挫折之后，他追求圣贤的心思也暂时有些淡漠了。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新的爱好，这就是辞章。

对于诗文方面的造诣，阳明还是比较自信的，他“自委圣贤有分”，觉得自己好像不是那块材料，于是便四处结交诗友，开始随世就辞章之学，也许这是出于一个人对于文学的天生爱好吧。

由于丧父的缘故，王华此时已回到家乡守制，期限为二十七个月，这样他就有了足够的时间来督促子弟们的学业。王华将自己的从弟王冕、王阶、王宫和妹夫等四人还有阳明，都召集到一处，与他们一起讲析经义，并为将要到来的浙江省乡试做准备。

这样，阳明的精力又不得不暂时转移到圣贤之书上，又不能不对此有所动心。正如朱子所谓“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于是阳明白天就随着大家一起修习课业，晚上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每每读至夜半。

那四个跟阳明年纪差不多的长辈眼见侄子文字日进，自愧不如。后来更听闻侄子一心求取圣贤之学，便感叹道：“这小子已游心于举业外矣，我辈这等庸人不及也！”

阳明一向待人平和，但是爱开玩笑，喜戏善谑。他一直铭记着娄先生的教诲，不得不对自己的一言一行痛加反省。忽有一天，阳明竟开始端坐沉默起来，变得不苟言笑，已然判若两人。

叔叔们不知侄子在搞什么名堂，更不敢相信侄子会就此彻底改变自己。对于叔叔们的置疑，阳明正色道：“我过去放逸太甚，如今知道错了，就请叔叔们监督我吧！”

自此以后，阳明基本上做到了“一本正经”，而叔叔们也日渐敛容，不得不变得跟侄子一般严肃了。

这里再补充介绍一下朱熹及理学的问题。在当时，理学尤其是朱子的学说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完成于淳熙四年(1177)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一生的主要学术成果之一，也是他自己非常看重的，经过了反复修改。《四书章句集注》在朱熹的思想之路上，是划分其前、后半生的一块理学巨碑，它意味着朱熹既批判佛学思想，又吸取其思辨精华的排佛体系的建立，更标志着宋代儒学由古典经学向理学转变的思辨化的最终完成。

《四书章句集注》先是经朱熹的门人大肆鼓吹而广为流传，后来又为元朝官方钦定为科举考试的读本，因而取得了正统地位。永乐十二年(1414)，明廷又发布“上谕”，提出要编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后经过十个月的努力，三书编撰完成。

《五经大全》经注的主要依据便是朱学，其中有的是朱熹本人的著作，有的是朱熹弟子的著作，还有的则是朱熹所推崇的理学家的著作。《四书大全》则可谓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翻版和扩大。《性理大全》也不例外，其中所收的“先儒”著作，除两篇外，其余的不是朱熹所作，便是朱熹所注。

三部大全正式确立了朱学的官方权威地位，明朝的学子学的是大全，考的也是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