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向海求生到与海共生

自给性捕捞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一是为了给家庭和村庄提供足够的食物，二是将大批量捕捞到的鱼作为商品出售。在古代，渔业丰收很常见，但捕捞到的鱼大部分在本地消费，只有小部分被卖到远近各地。正因如此，当多瑙河畔的鲟鱼进入浅水区产卵时，当地的渔民便大获丰收。在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一个人只要控制住洄游的鲑鱼，就掌握了当地的经济和政治命脉，在日本绳文地区可能也是如此。所有这些自给性农业都依赖于高效的食物保存手段，比如晾晒、盐渍和烟熏等数十万年来猎人们所使用的技术。

即使在有序的收获季节，本地的自给性捕捞在本质上也有别于大规模捕捞，而后者曾为古埃及建造吉萨金字塔群（Pyramids of Giza）的工匠提供了充足的鱼干作为口粮。这种活动需要配备大量抄写员和胥吏，他们的职责就是记录那些全职渔民用大围网捕捞上来的鱼类数量。数千人将鱼去除内脏，清洗干净，切开摊平，然后晾晒成鱼干。对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这些鱼干是劳动者最理想的粮食，因为它们重量轻、便于携带，而且可以存放较长时间。随着非农业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市场的出现以及军人和水手对补充营养的需求日益提高，鱼干也顺理成章地变成日常食品，而渔场的规模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水产养殖业也不是人为发明的。随着人们对鱼类需求的激增，当地的鱼类遭到过度捕捞，人们只能有三种选择：一是用更长的渔线和其他器具捕更多的鱼，二是到更远的地方寻找更多渔场，三是从捕捞转为水产养殖。水产养殖是蓄养大型鱼类的一种方式，对于想进行小规模捕鱼的渔民来说也是合理的选择。中国人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开始养殖黑龙江鲤（Amur Carp）。富有的罗马人则热衷于在奢华的宴会上向宾客炫耀他们培育的大鱼。中世纪的欧洲僧侣们喜欢在自己的住所养殖鱼类，部分原因是基督教教义要求虔诚的信徒必须增加不吃肉食的宗教节日。

曾几何时，在异教徒眼中，鱼是死亡的象征，但在天主教徒眼中，鱼却最能代表耶稣基督及其所遭受的十字架酷刑。两千年来，星期五一直都是天主教徒禁止吃肉的日子，虔诚的忏悔者在这天只吃谷物、蔬菜和鱼。到了13世纪，天主教徒在一年中有将近一半的日子里都不吃肉。信徒们对海鱼，尤其是鲱鱼和鳕鱼的无尽需求催生了相关国际贸易：来自挪威卑尔根（Bergen）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腌制鲱鱼和鳕鱼被卖到了欧洲各国；15世纪，北海的渔民在冰岛南部海域捕捞鳕鱼；1497年，约翰·卡博托（John Cabot）发现纽芬兰岛（Newfoundland）之后，北美大陆以外和近岸浅滩的鳕鱼渔场开始蓬勃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8世纪，人们捕捞鳕鱼的技术依旧处于中世纪水平。

19世纪的新技术将捕捞变成一项工业化产业。由于产量下降，人们开始用长钓线和更大的流刺网捕鱼，对海床具有破坏性的海底拖网也首次出现。接着，蒸汽机、柴油发动机和汽油发动机相继问世，将拖网渔船带向了更深的水域，并引发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渔业危机。

渔业危机是全球范围内的海洋和气候环境灾害带来的后果之一，而海洋和气候问题真正决定了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可谓是汗牛充栋，我没有班门弄斧的资格，也不想贻笑大方，但我坚信，我们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人类最后一种主要的野生食物。如果将来某一天鱼类不再扮演这种角色，那么人类悠久历史中的一段重要联系将被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