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的求学岁月

黑斯廷斯公立学校对我来说简直是天赐之物。我们班大约有50个男生和50个女生，人数不多也不少。我特别喜爱我的二年级老师墨菲夫人，后来，当我在2020年美国经济学会上获得“杰出会士”奖章时，我特地向她表示了感谢，感谢她教会我读和写。

我们班上有几个很有趣的同学：保罗·佩雷顿后来在黑斯廷斯担任律师；朱莉·斯科特成为加利福尼亚州一名杰出的建筑师，设计了位于洛斯阿尔托斯的帕卡德基金会大楼等多所教学楼和办公楼；李·斯奈德成为一名神学家；唐·马里克成为一名卓越的化学家，开发了第一块锂二氧化硫电池；希拉·里尔登和鲍勃·布朗在纽约工作；朱迪·斯威特兰（她的母亲曾是电影歌手）后来去了好莱坞。虽然我们之间并没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但我知道自己必须努力才能赶上他们或保持领先。放学后，我居住的黑斯廷斯西北角碰巧没有与我年纪相仿的玩伴，所以我不得不想办法自己消遣。

大约11岁时，我对“黑斯廷斯之家”的猫咪数量进行过一次统计调查，那里的居民对此项调查也记忆深刻。后来，我每天晚上都会到州界附近交通繁忙的9号公路，观察驶过的每辆车的车牌号。我对来自各个州的汽车数量以及观察到的车辆分布变化感到着迷。我的父母似乎很理解我的这种好奇心，并尽可能地鼓励我。

1947年夏，14岁的我遇到了比我略大几岁的吉姆·伯尔尼，他住在多布斯费里，他家与我家一墙之隔。我们一起构想出了一个完整的棒球队联盟，在他的球队和我的球队之间进行比赛，并精心记录下所有比赛和联盟排名。最初，这些比赛都是在纸上进行的，这种感觉真的很神奇。后来，我们玩起了双人棒球游戏，互相投球。在这段时间里，我和父亲一起去看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场棒球比赛。后来，我们在波罗球场观看了梅尔·奥特对阵斯坦·穆休的比赛。还有一次，我独自一人前往扬基体育场看泰德·威廉斯击球，当时他面对的是新推出的布德罗移位防守战术。我对那些棒球巨星充满了崇拜之情。

黑斯廷斯距离市区很近，这让我和家人有机会前往纽约市。即使在战争年代，我的父亲每个工作日也都要往返于这座城市，在漫长的一生中从未真正退休过。我们经常能抓住这座城市所能提供的一切机会。我们一起去看欧文·柏林亲自出演的歌舞剧《这就是军队》，还会欣赏音乐剧《俄克拉何马》。我和母亲有时会去无线电城音乐厅看电影或火箭女郎舞蹈团的表演，《青山翠谷》《歌剧魅影》《美人计》等影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惊叹于加里·格兰特的时尚风格和英格丽·褒曼的神秘。当克劳德·雷恩斯所扮演的魅影的面具被撕下时，我为这种艺术形式的强大力量所震撼！这些早期的艺术体验为我的音乐梦想和艺术创造力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仍激励着我。

电影对我很重要，但报纸、广播和书籍也同样重要。多年来，我一直记得我在1940年听到爱德华·默罗在广播中用低沉的声音播报《这里是伦敦》的情景，他用这种声音报道了有关伦敦闪电战的最新消息。当我父亲把他在火车上读到的日报带回家时，我寻找着关于埃尔温·隆美尔（有“沙漠之狐”之称）和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在北非战场上史诗般战役的报道。这些故事让我着迷，也让我开始阅读日报。

在我小时候，父亲曾给我读过《小熊维尼》和《现在我们六岁了》，这两本书激发了我读书的兴趣，于是我开始认真地阅读书籍。我从父亲书架上的书开始读起，包括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金银岛》、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和《白牙》等。这些书引导我阅读其他作品，比如亨利·赖德·哈格德的《所罗门王的宝藏》和《她》、阿瑟·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被托马斯·曼的《魔山》、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以及一大批主要由那个时代美国作家创作的小说吸引，诸如厄普顿·辛克莱、舍伍德·安德森、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斯坦贝克和托马斯·沃尔夫。我想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

这些书都是极具想象力的佳作，无疑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资本积累的黄金律》就是以一个虚构王国的“寓言”形式写成的，在这个虚构的王国中，居民（“索洛维人”——以罗伯特·索洛的名字命名）需要回答一个政策问题。我一直认为，通过分析一个虚拟经济中的虚构人物，人们可以获得深刻的见解。为了理解真实的世界，我觉得我们必须先理解一些抽象的概念。

在迈向高中的成长岁月里，我一直与父母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爱，也意识到他们竭尽所能地为我提供最好的条件。我的母亲出身清教徒世家，她的家族在莎拉·沃威尔有关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史的趣味作品《喋喋不休的船员们》中有所提及——因此，工作是她的重心。而直到我高中毕业之前，照顾我一直是母亲的工作。我每天放学回家，母亲都会从烤箱里端出热乎乎的巧克力曲奇饼干。（我上大学后，她才在扬克斯市找了一份教授家政学和营养学的工作。）母亲对此毫无怨言。我在吃完饼干并和母亲简短地交流后，便会拨到WBAI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查理·帕克领衔的20世纪40年代的爵士乐，接着翻看新到的杂志，然后练习小号。我的母亲总是坚定不移地支持着我和父亲。每当父亲下班回家时，我经常会和母亲一起开车去车站接他。

我的父亲很腼腆，也许这也遗传给了我，尽管有些朋友并不认为我腼腆，因为我也很喜欢在芝加哥和马德里与上千名听众交谈。当他在餐桌上谈到办公室里的一些事情时，我都会聚精会神地倾听。父亲是我与外部世界，尤其是商界联系的纽带，尽管他收入并不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让我引以为傲的慈父。

我们家是“黑斯廷斯之家”乃至整个黑斯廷斯地区最早拥有电视机的家庭之一。那是一台内置33转黑胶唱片播放器的米罗华牌电视机，被装在一个红木家具里。有一天，父亲从城里回来，带回了一张《阿依达》咏叹调的唱片，其中一首由贝尼亚米诺·吉利演唱，另一首由一位意大利女高音歌唱家演唱。父亲作为纳尔逊·艾迪的粉丝，想让我熟悉这些歌手，当然他也支持我追求音乐梦想。

在我学习吹小号不久后，他带回家一张哈利·格兰茨演奏的号角录音带。格兰茨是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最喜爱的首席小号手，也是威廉·瓦奇亚诺的偶像。从父亲那里感受到的支持，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我们全家很喜欢参加家庭聚会。夏天，我们开着1939年产的克莱斯勒汽车回芝加哥和梅森市探望我的26个表兄弟姐妹，后来我们每年都去圣劳伦斯湾的爱德华王子岛度假。父亲会和我一起打高尔夫，尽管我一直都不擅长。感恩节的火鸡大餐给节日带来了隆重的仪式感。圣诞节也是如此，我和父亲一起进城挑选圣诞树，用来自布拉格的美丽饰品和少量的金属箔来装饰它。圣诞节当天中午，母亲在分发完树下的礼物后，会全力准备圣诞大餐。

在我大约13岁的时候，父母带我接触了新教。我和父亲会并肩站立，一起唱马丁·路德等人的伟大的赞美诗，但他们似乎并不在意我最终没有继续去教堂。

回首往昔，我发现父母总是给予我充分的自由去探索和挑战自己。他们不反对我沿着交通繁忙的9号公路骑行6个小时，即便这是一条卡车经常往来的公路。他们也不反对我在乡村俱乐部的游泳池边打工，用挣到的钱买车。我认为是他们这种充满信任并轻松随和的教育方式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高中时，我把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花在音乐上——我有机会在高中管弦乐队和音乐会乐队中吹奏小号。九年级时，我的偶像是乐队的首席小号手查尔斯·诺里斯，他在那年春天毕业，并在同年夏天加入了查理·巴内特乐队。我很高兴能接替他担任高中的首席小号手，后来我还加入了哈得孙河谷爱乐乐团、阿默斯特学院音乐会乐队和史密斯学院管弦乐队。

巴内特毕业后，他所在乐队的成员也相继毕业，这为我们中的一些成员组建新乐队提供了机会。我们的首场演出是在哈得孙河对岸的奈阿克，随后我们在韦斯特切斯特郡南部各地演出。这非常有趣，而且我们还赚了一些钱。我特别喜欢演奏《星光下的史黛拉》中独奏的部分，因此努力在脑海中回想比利·巴特菲尔德在阿蒂·肖乐队演奏时的声音。

演奏乐器要想熟能生巧，就需要“练习、练习、再练习”。我的小号老师梅尔文·沃肖是纽约爱乐乐团首席小号手，师从伟大的威廉·瓦奇亚诺，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因此，我经常听瓦奇亚诺在罗伯特·肖录制的唱片《B小调弥撒》中演绎的铜管乐部分。我在高中时的音乐总监霍华德·马什曾是那张唱片中合唱团的歌手。几年后，我第一次听到罗杰·沃辛演奏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的作品《弥赛亚》中那段震撼人心的《号角即将吹响》，那声音触动心弦。他后来成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首席小号手。正是我年轻时的这些偶像——瓦奇亚诺和沃辛——为我树立了表演艺术的典范，并展示了创造力所能达到的高度。

幸运的是，马什获准为我们8名音乐学生开设小班。有一天，他给我们布置了一些家庭作业——为一个C大调音阶配上连续的和弦，并使之和谐。我的构思让我和马什都大吃一惊，这也让我意识到我具有一定的创造力——后来我认为很多人都具有这样的创造力。

数十年后，当我在斯德哥尔摩遇到许多诺贝尔奖得主时，我惊讶地发现其中许多人都是造诣颇深的音乐家。因此，在科学理论和实验方面有天赋的人，很有可能在艺术表达方面同样有天赋。这使我想起我研究生毕业时，我希望多读些书来充实自己，所以阅读了五六本查尔斯·珀西·斯诺的小说。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艺术创造力和科学创造力源自一个共同的核心——人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