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父统的制度

生理学上父系的事实一经承认，父方的感觉上就掺进了一种十分新的要素，即差不多到处都因之而创立父统社会的一种要素。父亲一经承认了孩子是——如圣经所说的——他的“种子”，他对这个孩子的情感，就因两个因素而愈臻浓厚。其一是欢喜有权，其又是希望死后而生命仍得继续存在。一个人的后代的造就，其意义就是这个人自己的造就，后代的生命，其意义就是自己生命的继续。大志愿不再在坟墓里宣告终止了，能因后代的事业而延长到无穷尽。譬如，有人告诉亚伯拉罕（Abraham），说他的后人将来一定会占有迦南（Canaan）你试想想亚伯拉罕将多么心满意足。在母系的社会内，家庭的大志愿，不得不限制于妇女方面，而妇女既不能从事战争，她们所具有的那种家庭的大志愿，比较男子所有的，其效果自然要小些。所以人们会猜想，父亲身份的发现，将使人类的社会，比较母系时代所经过的，要更竞争些，要更有力量些，要更活动且急迫些。这个效果，总有点近于臆造，在此之外，还有一种新而且重要的理由，做坚持妻子必须具有德行的张本。妒忌之纯乎出于本能，不致像现代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厉害。在父统的社会内，妒忌非常有力量，是由于怕后裔的假冒。这可以从一件事实看得出来，一个厌倦了自己妻子的男人，会多情地专恋于他的情妇，但若牵涉他的妻子，要比发现情妇的情敌还更妒忌些。一个嫡出的孩子，是一个人的自我的延长，他亲爱这个孩子的情感，是一种自我主义的表现。反之，如果这个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那这位假定的父亲，对于这个和他无生物学上关系的孩子，未免被驱而瞎操心了。所以，父亲身份的发现，造成妇女的服从，做保证妇女德行的唯一手段——一种当初是身体的随后是心理的服从，在维多利亚女皇时代，算是极盛的时期。由于妇女的服从，在大多数文明社会内，夫妇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友谊，他们的关系，成为一方面是谦让的，一方面是本分的。男子的一切重大的思想和目的，都只有自己知道，因为妻子有了敏锐的思想，或许会欺骗自己。在大多数文明社会内，妇女不许有一切世界的和业务的经验。她们受了人为的影响而愚蠢，于是枯燥无兴趣。人们可从柏拉图的对话得着一种印象，他和他的朋友都把男子当作真挚爱情的唯一正当的对象。这是用不着惊讶的，只要人们注意到，他们以为一切有兴趣的事情，都要使雅典有体面的妇女不知道，就可明白了。同样的情形，的确流行于一直到新近才止的中国，流行于波斯的诗歌最盛时代的波斯，流行于许多别的时代别的地方。做男女之间的关系的爱情，因为要儿女确实出于嫡系这一种愿望而毁坏了。不但爱情，就是妇女在文明上所能尽力贡献的全部事业，也因为这个同一的原因而不断发展。

经济的制度，自然同在稽核后嗣的方法有变迁的时候而发生变化。在母系社会内，一个人是继承他的母方的伯叔的，在父系社会内，一个人是继承他的父亲的。在父系社会内的父子关系，比较母系社会内所存有的男性之间任何关系要更密切些，因为，我们早已知道，我们自然而然会归到父亲的那些职务，在母系社会内，是由父亲和母系的伯叔分担的，亲爱和照顾来自父亲，权力和财产则来自母方的伯叔。所以父统的家庭，比较更具有原始状态的家庭，是一件更有密切结合的事，那是显明的。

这似乎只是因为有了父统的制度，男子才希望他们新妇的童贞。凡是母系的制度存在的地方，年青的妇女任情纵欲，是和年青的男子一样的，但当着说服妇女相信一切结婚之外的性交是邪恶这件事觉得非常重要的时候，妇女的任情纵欲，就不可宽容了。

父亲们既发现了他们的存有的事实，就处处着手想发展它到极处。文明的历史，大概是父权渐渐没落的记载，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在历史开始记载之先，父权已达到了它的最大的限度。中国和日本一直到今日还保存着祀奉祖宗的习俗，似乎是早期文明内一种普遍的特征。父亲对于他的儿女有无上的权力，在许多事情内——如在罗马国内——竟拓大得能操生死之权。全文明时代的女儿，以及许许多多国家的儿子，不得他们父亲的同意即不能结婚，通常是父亲决定他们应该与谁结婚。妇女一生中，没有一个时期，能够独立地生存，最初要服从她的父亲，随后要服从她的丈夫。同时，一位年老的妇人，能在家属内使用差不多近于暴君的威权；她的儿子和儿子的妻子通共和她住在一间屋子里，她的媳妇要完全服从她。中国一直到今日，年青已嫁的妇女，受她的家姑的折磨而被迫自杀的，是常有的事，从中国今日仍旧可以看得到的这种事实，只是直至最近为止的全欧亚两洲文明地方先前所经过的普遍现象。当基督说他是来使儿子反抗父亲使媳妇反抗家姑这句话的时候，他正想到现在远东仍可找得出的那种家庭。父亲最初藉优越的势力而获得的那种权力，因宗教而愈增力量，这件事，就大多数已表露出的现象而观察，可以解释它是由于一种信念，以为神是站在政府方面的。祀奉祖先或与之相类似的事，先前流行甚广。我们早已明了，基督教的宗教观念，是充满了父亲身份的尊严的，君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的社会组织，以及继承的制度，任何地方都以父权为基础。在早期，经济的因素维持着这种制度。人们从创世记能知道，人们是多么希望有许许多多的子孙，他们有了许许多多的子孙的时候，于他们又是多么有利益。儿子繁殖的利益，与羊群牛群繁殖的利益是一样的。那就是那个时代耶和华（Yahveh）吩咐人们要增加且繁殖的原因。

但是文明进步了，经济的现象也随之而生变化，所以曾在一个时期谆谆以自私自利为言的宗教上的训诫，就渐渐成为可厌了。罗马昌盛之后，富裕的人不能再有大家庭了。此后数世纪大罗马的全时代，旧贵族的家族，不管道德家怎样劝告，总是继续不断地日渐消沉，那时道德家的劝告之无效力，和现在是一样的。离婚容易且普遍，上等阶级的妇女，造成差不多与男子相等的地位，家长的权威，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这种进展，有许多地方和我们现在的进展很相像，不过它只通行在上等阶级里，那些经济的能力够不上得到它的利益的人，只有惊骇而已。与我们的文明有显著之差异的古代的文明，因为只限于通行在很小的人口百分率而不得发展。就是这件事使它在持久的时候不能稳固，使它最后抵抗不住从下面而来的迷信之急起猛进。基督教和野蛮人的侵入，毁灭了希腊罗马的理想的制度。当父统的制度继续下去的时候，甚至在它最有力量的时候，无论如何，就贵族政治的罗马制度比较一下，父统的制度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一种新的要素，即基督教的性观点与从基督教的灵魂和救世教旨而发生的个人主义。没有一个基督教的社会，能像古代和远东那么坦白地是生物学上的。况且，基督教的社会的个人主义，渐渐影响到基督教的国家的政治，而个人不朽的希望，就减少了人们传宗接代的兴趣，传宗接代这件事，以前在他们好像有之即能达到那种可能的不朽。现代的社会，虽然仍旧是父系的，虽然家庭仍旧残存着，但和古代的社会一比较，远没有先前那么注重父权了。家庭的力量，比较先前所常有的要小得多。今日人们的希望和大志愿，与创世记内的家长的希望和大志愿完全不同。现在他们宁愿与其因有许许多多的子孙而造成伟大的事业，不如因自己在国家所处的地位而造成伟大的事业。这个变迁，是传统的道德和神学为什么没有它们平素所有的那样的力量一个理由。然而这个变迁的本身，其实就是基督教的神学的一部分。要明白这是怎样发生的，即须研究宗教影响于人结婚观点的经过和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