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史馆馆长之延聘

官修清史既然意欲“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于无穷”[10]，对纂修人员的要求自然不低。不论是熊希龄等所说的“广召耆儒”[11]、袁世凯批示中提到的“延聘通儒”[12]，还是金梁所倡议的“修旧史”宜“用旧人”“集耆儒”（金梁特地提到“海滨”之“故臣”、“逸处”之“遗老”）[13]，均表明人们对清史馆撰述人员有着特定的角色期待。

据《时报》得到的消息，袁世凯组织清史馆意在安置前清故臣，比如劳乃宣和于式枚[14]；而天津《大公报》又有拟派徐世昌、陆润庠为清史馆总裁的说法[15]。此外，也有拟聘康有为的传闻，“修订清史一席，大总统前曾致电康南海，请其来京担任，刻已接康覆电，允任其事，惟尚未声明北上之期云”[16]。但康有为终未与其事，据陈灨一分析，“世凯为收拾人心，拟畀以清史馆之任，有为力辞，谓倘修《清史》，则世凯首为罪人，不能无一言。世凯必不容，宜莫能为也”[17]。

在舆论界的猜测中，梁启超、章太炎、王闿运也都是热门人选：“政府确将开清史馆，

图1 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18]

议案略谓：……总裁多拟任公。”[19]“清史馆总裁一席……又拟章太炎氏，章又不就。”[20]“王湘绮到京多日，尚未正式就史馆之任，据闻总统请其纂修国史，则云民国无史可纪；请其兼修清史，则云自有魏收第二。是湘绮之不愿担任作史也明矣。”[21]

图2 批准设立清史馆的《大总统令》[22]

据知情人透露，徐世昌推荐的馆长候选人是王先谦、柯劭忞。叶德辉致缪荃孙函云：“闻士可言，清史馆已聘赵次山作馆长，岂《宋史》必待托克托而后能修耶！”信中提到的士可，即陈毅，湖北黄陂人，清季曾任学部参事、图书馆纂修、法律馆纂修、宪政馆统计科员，入民国后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等职，颇晓内情。托克托，即元代主持纂修《宋史》的丞相脱脱。叶德辉以赵尔巽任清史馆长与脱脱主修《宋史》作比，言下有不以为然之意。叶德辉又说：“初闻东海（按即徐世昌）保荐旧人有王葵园及凤翁为总裁之说，此因王有《东华录》，柯有《新元史》，成效昭然，似足以餍人望。何为其计不行，是可怪也。”[23]

最终确定的馆长人选是赵尔巽。1914年3月9日，袁世凯致函赵尔巽：“有清一朝，典章具备，且值政治更张之会，尤关历史考镜之资。兹据国务院呈请设置清史馆，业予照准。夙谂执事学识渊深，谙习掌故，用特竭诚延聘，充任馆长。务希慨允担任，襄兹盛举。熏沐以请，无任祷祈。”[24]经过一番犹豫之后，赵尔巽决定接受馆长一职。馆长聘任遂告一段落。

赵尔巽，字次珊，号无补，原籍奉天铁岭，隶汉军正蓝旗。祖父达纶时遂家居山东泰安。父文颖，生四子，长尔震，次即尔巽，三尔丰，四尔萃。同治十三年（1874），与兄尔震同登进士第，并改庶常，散馆，授编修。光绪五年（1879），充湖北乡试副考官。八年（1882），迁监察御史，数疏陈时政，请译俄罗斯旧进书，又请收回醇亲王值军机成命，为时所称。十三年（1887），外补贵州石阡府知府，旋移贵阳，图治甚锐，对上司诤而不阿。人称“赵太守寡妇面孔，不可当也”。二十一年（1895），擢安徽按察使。二十四年（1898），移陕西按察使，未就任，迁新疆布政使。行次肃州，李夫人道卒。二十五年（1899），母又卒，乃至泰安会葬。二十七年（1901），服阕入京，授山西布政使。至山西权摄巡抚，请变通军流罪名，遍设习艺所，多纳才士为幕僚。二十八年（1902），擢湖南巡抚。次年至任，以张鹤龄管学务，宽革命之禁。又注意州县词讼，详为条教，刻为成书。三十年（1904），调迁户部尚书。三十一年（1905），日俄战后，任盛京将军。三十三年（1907），以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罢赵尔巽，改授四川总督，旋又改任湖广总督。三十四年（1908），仍迁四川总督。宣统三年（1911），代锡良为东三省总督。辛亥革命起，被推为奉天保安会会长。民国成立后，改称奉天都督。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辞职，退隐青岛。民国三年（1914）五月，兼参政院参政。四年（1915），袁世凯称帝，封为“嵩山四友”之一。六年（1917），宣统复辟，任为弼德院顾问大臣。十四年（1925）二月，任善后会议议长。五月，任临时参政院议长。十五年（1926），国民军退往南口，赵尔巽与王士珍等组织北京临时治安维持会，维护北京秩序。十六年（1927）九月三日，病殁于北京，享年八十有四。赵身短体瘦，口如悬河，治事颇明敏。凡三娶，始张，继李，继孟，皆无所出，以侄世基为子，又前卒。为置嗣，年七十得一子，小字曰天赐[25]。

赵尔巽之父文颖（1813—1854），字鲁斋，在阳谷知县任上被太平天国北伐援军杀害。事后，文颖之父达纶、弟文龙等搜集资料编成《文颖阳谷殉难事实》一书。此书咸同间曾印过一次，后由赵尔巽于光绪十九年（1893）再度刻印，其四子赵尔丰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石印一次，皆有识跋[26]。

在金梁后来补辑的《清史稿补》（又名《清遗民传稿》）中，赵尔巽是四类人物中的第二类。凡“辛亥后卒而未见再出者”为第一类，归入“本传”；凡“虽曾再出而实有所为者”为第二类，称“附传”；凡“辛亥前卒而清史未列者”为第三类，称“补传”；凡“人尚生存，而可保始终者”为第四类，称“别传”。第一类中有宝熙、陈宝琛、朱益藩、郑孝胥、罗振玉、李家驹、柯劭忞、温肃、陈三立、夏孙桐、缪荃孙、马其昶、陈衍、章钰等；与赵尔巽同属一类的有马良、严修、陈宧、贵福四人；而第四类中的代表人物为陈夔龙、章梫。在金梁所建构的评价体系中，赵尔巽是被置于相当尴尬的位置的。金梁肯定赵尔巽虽“出”而实有所“为”，称赵“暂留旧镇，实备东巡。其修《清史》，亦为存国故，卒成一代完书。苦心孤诣，自与污命变节者有间”[27]。不过仍将他列为与陈宝琛等人不同的一类，并在评语中特地加上“待论定”三字。金梁的“待论定”，其实也是一种“论定”。

图3 渔隐《清代秘闻》记清史馆[28]

按：当时报章对清史馆开馆、人员聘任、纂修经过等有一些报道。其中，有涉及清史馆内幕者，应系内部知情人士透露。直到1940年代，关于清史馆、赵尔巽的议论，仍不时见诸报章。此篇对赵尔巽就任清史馆馆长之尴尬，有所评议：“所难堪者，赵（尔巽）为清室旧臣，游历中外，颇负时望，虽当鼎革之际，挂冠稍迟，人犹可谅其心迹，若阳托修史之名，阴图梯荣之计，千秋士论，将谓之何，赵以项城期待之殷，谊难峻拒，因遂来京就职，且对人表示，此次毅然任事，正为所以图报旧君，是非毁誉，听之千秋，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渔隐”当为化名，作者不详。

在馆长人选尚未尘埃落定时，曾有人在报章发表文章，对王闿运、赵尔巽两位候选人加以对比。作者先从撰人及征信两个角度比较古今史书的差异：“古有史官，历代不废。然今所传之史，大半属于私家之述作。自唐而后，始多官书。论其征信，纪实逊古远矣。”进而说到清史馆馆长人选问题：“民国既建，议修《清史》。始以湘潭王闿运董其事，而王氏至今优游故里，未尝任职。或传赵尔巽将代之。以文章言，赵已不逮王。且赵昔为清室显官，其私之也，宜慎于王矣。然藉令《清史》而成于王氏，亦未为足征。野多君子，必有踪迹前修者，或犹及见之乎！”[29]作者认为赵尔巽有两点不如王闿运：一是赵为前清显宦，修史可能有“私”；二是赵氏文章功底不如王。当然，他对王闿运能否胜任，也是持保留意见的。

也曾一度有传闻清史馆组织及编制有变，不设馆长，“但设总裁四人，以分总其事，均由大总统礼聘”。又传闻总裁除已聘赵尔巽外，拟聘者另有于式枚、陈宝琛、恽毓鼎三人：“除赵氏已受聘定外，其所拟聘者，即于式枚氏，及今清宣统帝师傅陈宝琛氏。其他一人，则恽毓鼎氏。于氏因不就参政，故以此畀。恽氏素有文学名，或云其骈文尤为擅胜，遂亦得膺此重聘。现大总统已特电于氏，并派员致意陈、恽二氏。大约皆能得其许可。”[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