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史馆之议设

清史之修，始倡于1914年，时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由于袁世凯施行诸多复古举措，故这一年被称为中华民国的“复活”年：

去年中华民国之历史，可一言以蔽之，曰复活。科举死久矣，去年乃有考试知事之举，是科举复活也。相国之在清朝，固已同日溘逝矣，而东海（引按：徐世昌）为国务卿，则有相国之称，是相国复活也……他如祭天祀孔之典礼、老爷大人之名称，无不同时复活。[4]

这时，逊位后的清室仍住紫禁城。民国政府因“追惟让德”而对清室多方表达善意。1914年，袁世凯主导下的北洋政府决定纂修“清史”，并建议约法会议在增修约法时将优待清室及满蒙回藏等族条款一并起草。

这年1月，媒体开始有政府设置清史馆的报道[5]。而熊希龄等以国务院、各部总长名义正式向大总统递交请设清史馆的呈文，是在2月3日。呈文如下：

国务会议议决特设清史馆，延聘专员分任编纂，请鉴核批示施行。为呈请事：

在昔丘明受经，伯黡司籍，春秋而降，凡新陈之递嬗，每纪录而成编。是以武德开基，颜师古聿修《隋史》。元佑继统，欧阳修乃撰《唐书》。盖时有盛衰，制多兴革，不有鸿篇巨制，将莫以窥前代典章之盛，备后人考镜之资。况大清开国以来，文物粲然，治具咸饬，远则金川请吏，青海论兵，拓土开疆，历史之光荣犹在；近则重译通商，诏书变政，鼎新革故，贞元之绝续攸关。洎乎末叶，孝定景皇后尤能洞观世运，俯察舆情，宣布共和，与民更始。用能成法、美文明之治，洵足追唐、虞揖让之风。我中华民国追惟让德，于大清皇室特颁优待条文，祟德报功，无微不至。惟是先朝记载，尚付阙如，后世追思，无从观感。及兹典籍具在，文献未湮，允宜广召耆儒，宏开史馆，萃一代人文之美，为千秋信史之征。兹经国务会议议决，应请特设清史馆，由大总统延聘专员，分任编纂，总期元丰史院，肇启宏规，贞观遗风，备登实录，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于无穷。所有议决拟设清史馆缘由，理合呈请鉴核，批示施行。[6]

这份呈文，从四个层面论证了纂修清史的意义：一是“凡新陈之递嬗，每纪录而成编”，也就是说，易代修史是中国的传统，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窥前代典章之盛”，又可以“备后考镜之资”。二是清代“文物粲然，治具咸饬”，前能开疆拓土，后能维新变政，近又宣布共和、愿行揖让，确有可纪。三是民国肇造，如能宏开史馆，广召耆儒，“萃一代人文之美”，照金梁的说法，“亦开国应有之盛典也”[7]。四是强调修史本身之于文化传承的重大意义，即“元丰史院，肇启宏规，贞观遗风，备登实录，以与往代二十四史同昭垂于无穷”。

袁世凯随即批示道：“所请特设清史馆，延聘专员分任编纂，事属可行，应准照办。”[8]3月9日，袁世凯正式颁发了设置清史馆的《大总统令》：

查往代述作，咸著史篇，盖将以识兴革之所由，资法鉴于来叶，意至善也。维大清开国以来，文物典章灿然具备。远则开疆拓土，有关历史之光荣。近则革故鼎新，尤系贞元之绝续。迨共和宣布，让德昭垂，我中华民国特颁优待条文，允彰崇德报功之典。特是记载尚阙，观感无资，及兹文献未湮，征求宜亟，应即准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本大总统有厚望焉。[9]

《大总统令》虽然措辞有所变化，但基本上是将熊希龄等呈文中谈到的四点意义，依次重述了一遍。